想象中国科举制历史特征与现代功用.docVIP

　　想象中国科举制：历史特征与现代功用 　　【美】李弘祺著 车如山译 　　2005年是中国科举史研究的重要一年，因为这一年是科举废止一百周年纪念。科举制创设于公元605年，在中国历史上整整存在了1300年。当下要评论的两本书的问世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它们代表了最近人们对科举文化的重新思考，甚至是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反思（每一本书都用英汉两种语言出版）。厦门大学的刘海峰被誉为中国科举学的最重要权威，是中国研究科举的第一人，而科举学作为一门学科领域已经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下面就其代表作《科举学导论》进行讨论。在西方，普林斯顿的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 Elman），当仁不让，成为这个领域的倡导者，他掀起了对帝制晚期科举考试的文化意义的重新思考，尽管《中国帝制晚期科举文化史》在2000年才出版发行，然而它已经宣告一个时代的到来。这样一本近900页的巨著，足以令大多勤奋的读者望而却步，几乎无人能写一篇评论。［1］ 　　让我从艾尔曼的书开始吧。 　　首先，有必要重申，此书显然是对明清以来传统科举的最重要的研究。它的重要性在于它会对我们对科举的了解产生多大的影响。我敢说，这本书在未来好多年都会常常被讨论到，作为一本科举文化的权威著作。 　　艾尔曼提出了如下主张。首先，我们应该把科举考试放在历史、文化背景中去理解，而不是简单的视其为政治或甚至教育系统的一个面向。其次，科举制度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和文化的再生。具体来说，它影响了中国的社会流动模式和家族结构，包括教科书和普通读物的编写，还有中国学者和读书人的价值取向。第三，毕竟，八股文并不是如此糟糕的文体和考试形式，传统中国人对它的蔑视应该重新审视。第四，科举考试并未影响科学研究的进展，因为关于科举考试中的很多问题的确能够测出应试者的自然知识。［2］艾尔曼提出的其它观点与他认为科举考试是一种社会制度甚至是文化制度的主张，或其它一般的修正主义观息息相关。例如，帝制中国政府并不是想要用这种制度来控制人们的思想；事实上，考据学或考证学由于明代的科举制度，因此早在1500左右，有关的著作已经出现。 　　所有这些见解都非常重要，艾尔曼的研究是建立在缜密研究基础之上的。［3］有时你会感到不解，有必要对一个很小的问题，做如此细致的研究吗？［4］然而这些巨细弥遗的工作，总体来讲，是坚实的、全面的和令人信服的。 　　我的第一点是比较简要的，这就是社会流动的问题。现代的学者们在这问题上已经花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艾尔曼虽然并不反对郝若贝及韩明士（Hartwell and Hymes）的研究结果，但是他对这一个问题，提出了一点点不同的说法。他提出了优秀分子的轮转假设，强调中国政府的关注点是在于保证优秀分子为政府服务的机会均等，而对如何创造一般人的社会流动的机会则少有兴趣。对后一种的研究因此没有需要。也因此由柯睿格（Edward A.Kracke）和何炳棣等出色的先驱们所倡导的调查路径已经可以关闭，当然，仍然可以问科举是否真正导致有形的社会流动。艾尔曼的回答应当是在那些接受了教育的优秀分子中的确有相当幅度的轮转，但是这种轮转不是我们在21世纪意义上真正的社会流动。 　　艾尔曼所提到的宗族，有一些值得商榷。一些研究宋代社会史的学者们认为家族对科举有重大的影响，而反之亦然。但是Myron Cohen在根据对中国北方的资料的研究基础上，提供了一幅比较清晰而平衡的图像。我同意“英语世界的人类学研究”（由例如M.Freedman所领导的人类学者）大都集中研究中国东南地区，而“家族”的形成以及对科举考试的影响在北方则有着很大的不同。［5］ 　　当然，一个最重要的基本问题是，科举制度在中国是如何影响学术的发展的，这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问题。第一，科举考试是否影响了对儒学的发展历程？第二，科举考试制度是如何影响儒学之外的学问的？第三，科举考试又是如何推动科学知识的发展的？最后一个问题与考据学有关，而这一领域是艾尔曼最早关注并且将继续关注的中国学术问题。我倒是怀疑科举考试是否对激发和拓展人们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思维能力有益。［6］ 　　毫无疑问，科举考试的命运与学术研究的动向紧密相关，在1313年元代的皇帝正式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科举考试的标准之后，它就明显影响了中国的道德思想，甚至读书研究的方向。［7］通过科举考试，儒家思想世代相传，其影响波及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们。 　　艾尔曼不只在于指出伟大的思想家像朱熹或桐城学派影响了人们对儒家经典思想的了解，他更指出科举考试提出问题的方式也同样地影响了学者们的思维。很显然地，这些都是相当有力的说法，是研究传统中国学术的社会史迄今最好的例子。我接受艾氏这样的说法：科举考试能通过其考试的方法来影响人们对儒学的学习及其经典注释的编纂。不仅由于不同时代学者们的学术领域不同导致他们对问题的回答各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