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效能感在跨文化交际中的特征及作用研究.docVIP

PAGE PAGE 1 自我效能感在跨文化交际中的特征及作用研究 　　摘要：自我效能感作为一种能力信念、预期和判断，是跨文化交际的重要维度，与跨文化交际能力具有密切关系。探讨了自我效能感在跨文化交际中的性质结构特征和功能特点，认为自我效能感在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和促进跨文化交流当中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自我效能感；跨文化交际；跨文化交际能力；特征及作用 　　自我效能感是一个重要的心理学概念。它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提出的自我效能理论，半个世纪以来，自我效能理论不断发展完善，得到许多领域学者的关注和认同。近年来，随着跨文化交际研究显学地位的确立，人们对跨文化沟通中的心理因素也越来越重视[1]，自我效能感和跨文化交际的密切关系逐渐显露，本文结合社会心理和跨文化交际学理论，对跨文化交际中自我效能感的性质结构特征和功能特点进行深入探讨，以强调自我效能感在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和促进跨文化沟通中的重要作用。 　　一、自我效能感与跨文化交际能力 　　跨文化交际能力是不同文化背景人进行沟通、合作、相处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能力。它的界定一直以来是文化研究者关注的难题之一。依据美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专家Lustig和Koester，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组成部分涵盖三大方面：语境层面、得体性与有效性层面，以及知识、动机和行动层面。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语境维度表明：跨文化交际能力并非个体的稳固特性，相反，它体现在个体之间的关系之中；对跨文化能力的判断依赖于不同交际情境的相同或相异的文化预期。得体性指交际行为在特定文化情境和人际关系被认为是恰当适合的；有效性指交际行为或得预期的结果。充分的知识、恰当的动机和有技巧的行动在成功的跨文化交际中缺一不可。知识包括共性文化知识和特有的文化知识。动机涵盖跨文化交际中所预期和实际交际中感受到的所有情绪。人类情绪反应包括情感和意图。行动指跨文化交际中得体和有效的行为表现。[2] 　　作为动机与行为理论的重要概念，自我效能感的提出为理解跨文化交际能力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维度。自我效能理论是基于社会学习理论和社会认知理论。郭本禹先生指出，班杜拉的自我效能感等学术创见是基于对行为主义的继承批判和对认知心理学的兼容并蓄。在自我效能理论之前，班杜拉提出了社会学习理论和社会认知理论。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人的内部因素（认知的、情感的、生理的等）、行为和环境影响相互联系、相互决定。班杜拉用这种三元交互决定论来解释学习的人性基础和行为的因果关系。在这三个因素中，班杜拉特别重视人的因素在行为中的决定作用。对于班杜拉社会学习理论的主要特征，郭本禹先生的总结是：人的思想、情感和行为既受直接经验影响也受观察活动的显著影响；人类具有应对内外事件的符号能力，并以符号为中介去预见和改变行为；人类不是单纯的反应者，他具有自我调节能力，他本身就是自己改变的动因。班杜拉的社会认知理论超越了之前的学习论，它主要研究人的认知、行为、动机和情绪，强调人类的主体能动性，强调包含自我信念、自我调节和自我反思等的自我系统在自身行为调节中的核心作用。[3] 　　在社会学习理论和社会认知理论基础上，自我效能的概念也经历了如下发展阶段：80年代前，自我效能预期阶段。自我效能是指：个体对自己实施某个具体行为或产生一定结果所需行为的能力预期；知觉到的效能预期对个体的目标选择、努力程度等产生影响。80年代后，自我效能是指：对影响自身事件的自我控制能力的知觉，以及对自身实现特定目标的行为能力的判断。90年代，自我效能是指：个体对自身在目标任务导向下采取行动、调动动机和认知资源的能力的信念。当自我效能预期和自我效能意识，深入到个体价值系统中时，就形成了个体的自我效能信念。总之，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对成功地实施达成特定目标所需行动过程的能力的预期、感知、信心或信念。自我效能感是一种主体性因素，而非行动或能力本身。它是介于动机和行为之间的因素，影响并决定着人的动机和行为表现。[3] 　　自我效能感与跨文化交际能力在概念以及相关因素上，有很多交 　　企业需要的现实的教育内容和方法，学生在顶岗实习期间，认识到科学技术在企业发展中的先进的生产力的作用，体验和感受到多彩的企业文化，企业生产第一线的先进党员、模范人物、技术能手和勤劳的工人等深深感动学生，成为学生心中的楷模，这些 　　生动、感人的事迹都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真实、鲜活的教育内容，对学生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3.教育目标明朗化。 　　在学生党员思想政治教育中，始终贯彻其中的就是努力使学生在思想上明确自身发展定位，在工作上掌握专业技能，毕业后能够在生产实践中施展才华，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自律是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关键，是党员切实从组织上入党过渡到思想上入党的表现，共产党员只有在学习、实践、生活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