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播的培养理论.pptVIP

大众传播的培养理论 在讲解“培养”理论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文化指标研究”。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任期间曾授意研究一个可以反映美国生活质素的指标。传播学者格伯纳和另一位教授在一九七二年得到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支持，开始进行“文化指标”(Cultural Indicator) 的研究。 文化指针研究 格伯纳于是选择了传媒作为他的研究重心，他的文化指针研究共分为三个部份： 制度分析 (Institutional Analysis) 讯息系统分析 (Message System Analysis) 对电视节目进行详细的内容分析，确定它最主要的重复出现和前后一致的形象、主题、价值观和描绘。 涵化分析 (Cultivation Analysis)培养分析是讯息系统分析的延伸，它的目的是考察大众传播的特定倾向所造成的社会结果。 “主流化”与“共识” 格伯纳等人认为传播媒介的“培养效果”主要表现形成当代社会观和现实观的“主流”，而电视媒介在“主流形成”过程中尤其发挥着强大的作用，在全社会范围内广泛“培养”人们关于社会的共同印象。格伯纳认为，大众传播不仅是现代社会的“故事讲解员”，而且维护现存制度的“文化武器”（cultural arms）。 ? 偏离1 培养分析一方面肯定“共识”是社会作为一个统一整体存在的前提，强调大众传播中形成“共识”过程中的巨大作用；另一方面又指出大众传媒所提供的“象征性现实”与客观现实之间的距离。 偏离2 格伯纳等人认为，在现代社会传播媒介提示的“象征性现实”对人们认识和理解现实世界发挥着巨大的影响。由于传播媒介的某些倾向性、人们在心目中描绘的“主观现实”与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之间发生着很大的偏离。同时，这种影响不是短期的，而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培养的过程，它在不知不觉当中制约着人们的现实观。在这个意义上，格纳等人将这一研究称为“培养分析”。? 偏离3 大众传媒向人们提示的社会生活景象只是一种“象征性现实”，但由于人们很少加以怀疑就接受了这些媒介内容，所以这种“象征性现实”对人们认识和理解现实世界发挥着巨大的影响。 案例1 这场关于所谓“德国汉学家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新闻超级龙卷风，在一日之间，让中国的普罗大众知晓了德国汉学家顾彬教授“炮轰中国文学、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在过去的一周内，如果通过网络追踪考察了读者的反应，会发现无论是表示支持顾彬、还是反对顾彬，几乎所有读者都确信顾彬是这个“垃圾说”的始作俑者，没有人质疑这个报道的真实性。 案例2 然而，事实的真相却是，重庆某报的这篇报道歪曲了它转载的“德国之声”的报道《德国汉学家另一只眼看中国现、当代文学》中顾彬的观点和话语，它将顾彬指摘近年三位流行女作家的作品“是垃圾”，无限放大为“顾彬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并且加上了“炮轰中国文学”的导语。 案例3 南方一位颇有影响的青年批评家，12日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我不同意“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一说》一文，开篇就表示“我当然是不能同意这种粗暴结论的”；一位年高望重的北大教授，接受西南一家晚报采访，表示：“顾宾（彬）的观点太过于片面，完全是妄下结论”。 案例4 12月14日，在事发之后的第三天，大陆网上已经可见到“德国之声”的新报道《顾彬：重庆报纸歪曲了我的话》，在报道中发表了顾彬致报社的电子邮件，他明确表示：“那家重庆报纸显然歪曲了我的话。我肯定说过，棉棉等人的作品是垃圾（‘垃圾’二字是用中文写的），但对中国当代文学整体我没有这样说。”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曾经对顾彬发表声援或声讨的读者回应这个报道，更值得注意的是，曾经基于那个“垃圾”报道的内容发言的几位知名学者，也没有再表达反思自己意见的言论。 启示1 从这次“垃圾”事件中，我们应当吸取的根本教训是，要对大众传播运动中个人表达的不安全性有清醒的自觉，对大众传播的信息要有质疑精神，如此，“大众传播中的垃圾效应”就难以获得它的生存气候。 启示2 正如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鲁汉 (McLuhan) 指出，人活在传媒环境中，并不留意它的存在；正如鱼活在水中，并不意识到水的存在一样，但传媒环境对人的重要就等于水对鱼的重要。如果污染的水会令鱼死亡，那么污染了的传媒环境对社会的成员会构成甚么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