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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中的大众形象解读 论文摘要：大众形象问题在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中具有重要地位。费斯克综合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对大众形象的理解和把握，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大众形象定义。从文化生产者到文化反抗者，从文化反抗者到日常生活者，这就是费斯克大众形象定义的逻辑进路。费斯克通过对大众形象的定义恰当地揭示了大众与大众文化的内在关系，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理论的误区。费斯克的大众形象定义对于我们理解大众和大众文化具有重要启示。 论文关键词：费斯克,大众文化,大众形象 费斯克是当代大众文化研究的重要代表。虽然国内的相关研究已经展开，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由于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本身具有随意性的特点，因而很多问题还需要我们不断深化。在大众形象问题上尤其迫切。陆扬和王毅在《文化研究导论》中指出，费斯克强调经济压迫和社会剥削现象，把大众文化解读成一套抵制压迫的系统和手段，关键是他的研究对象比如大众，意义却不十分清楚。因此，这一方面说明了大众形象问题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又说明了它在费斯克文化理论中的重要地位。为此我们须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的独特定位 费斯克大众形象的复杂性跟他在理论上所采取的独特定位具有密切关系。我们知道，大众文化研究产生了两个具有重大影响的理论学派，即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两者都力图通过对大众文化的分析来刻画现代大众的真实面目。双方的分歧和矛盾就集中体现在大众形象上。前者认为，现代大众是被动的接受者，是被意识形态奴化了的对象，他们缺少主体性，失去了反抗力，因而在现代社会批判或革命活动中往往充当统治阶级的帮凶；而后者则认为，大众是大众文化的真正创造者，他们不仅在大众文化中得到了自我认同，而且还通过自己的行动改变了整个文化格局，因此，大众和大众文化值得寄予希望和重托。随着文化研究的符号学转向，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日渐式微，而伯明翰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却方兴未艾。 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深受伯明翰学派的影响，但同时保持着同法兰克福学派相同的理论旨趣。从理论内容和方法来看，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遵循的是伯明翰学派的传统，即力图运用符号学原理来解读大众文化，从文化生产和媒介传播两个方面凸显大众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特征。费斯克强调说，大众文化是从内部和底层创造出来的，而不是像大众文化理论家所认为的那样是从外部和上层强加的。但是，从理论旨趣来看，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又并没有脱离法兰克福学派所开辟的文化批判模式。费斯克说，同质的支配力始终会遭遇异质力量的抵制。即是说，大众文化是对抗作为主流文化的意识形态的重要力量，因此具有不可估量的政治意义。这是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的突出特点。对此，现代大众文化研究的新秀英国的默罗比克看得很清楚，她说，理论用不着总是把人们直接引向政治，但是在最近的文化研究领域，使我感到担心的是理论探讨变得越来越文学化和文本化，最终使我对为什么要研究这样的研究对象感到迷惑？一系列问题的缺席令我吃惊。只有约翰费斯克一人讨论现实经验和日常生活的文化现象。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综合了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的各自特点，表现出一种独创性。 二、费斯克大众形象的逻辑演进 费斯克对其大众文化理论的独特定位为大众形象开辟了新的道路。一方面，他充分运用了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生产理论，明确否定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消极大众形象，另一方面他又坚守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政治批判的路径，从而克服了伯明翰学派的自主大众形象。具体来说，大众形象在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那里呈现出这样一个逻辑演进的过程：从文化生产者到文化反抗者再到日常生活者。 与法兰克福学派一样，费斯克肯定了社会的对立性结构的存在，并且承认在这种对立性结构中，大众相对于统治者来说始终处于从属者的地位。很显然，要消除这种对立性结构只有两条道路：一条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灌输法，即由精英群体向大众输送反抗意识，另一条是伯明翰学派的生成法，即在大众自身的文化活动中自动生成某种反抗意识。费斯克所采取的是后一条道路。因此这里首先便会出现一个关于大众的文化生产者形象。在这一点上费斯克利用了伯明翰学派的研究成果。他说，文化就是生产关于和来自我们的社会经验的意义的持续过程，并且这些意义需要为涉及到的人创造一种社会认同。这即是说，文化具有主体性，它是一种主体性存在。由此可以推断，大众文化的主体不是别的，就是大众。而像法兰克福学派那样既承认大众文化的存在，又否认大众的主体性，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从主体性来把握文化，这要归功于符号学的引进。卡西尔早就提出，人是符号的动物。但长期以来，人们并没有认识到符号学运用于大众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只是随着本雅明和伯明翰学派的出现，大众文化的符号学研究才获得了重大进展，从而一举突破了法兰克福学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