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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环境对不同产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美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 论文摘要：制度环境对不同产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美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 论文关键词：制度,环境,不同,产业,外商 制度被认为是决定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OECD，2001）。大量研究表明，不同的制度环境（institutionalclimate）往往会导致国家间悬殊的经济发展绩效，尤其是在经济增长速度、人均收入差距以及生产率等方面（IMF，2003；Acemogluetal.，2002）。人均收入高的国家往往有着良好的制度环境，因为有效的产权制度、经济自由以及法治能够有效地促进私人投资，减少腐败，进而带来更高的经济增长率。资本是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资本的趋利性使得FDI（foreigndirectinvestment）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FDI能够有效弥补资本稀缺，以及通过外溢效应促进东道国生产率的提高和企业生产技术的进步（UNCTAD，2004）。近年来，有大量的文献从不同角度研究FDI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等问题。由于制度对经济行为的重要影响及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从制度方面分析FDI的区位选择自然成为一个新的视角。制度之所以会对FDI的区位选择产生影响，一是良好的制度环境是保证FDI发挥作用的前提，具有良好制度环境的国家往往具有较高的生产率，因而对外国投资者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二是糟糕的制度，譬如腐败会给FDI带来额外的成本（Wei，2000）；三是由于FDI具有较高的沉没成本，因此FDI对东道国的任何不确定性十分敏感，譬如政府低效率引致的不确定性、政策的变更及透明度、弱的产权保护以及糟糕的法律体系等（Bnassy-Quretal，2005）。 Lucas（1990）较早间接地从制度角度考虑过FDI的区位选择问题。根据传统的要素禀赋理论，资本丰裕国家的资本要素回报率要相对低于资本稀缺国家的回报率，因此资本会从丰裕的国家流向稀缺的国家（Macdougall，1960）。但Lucas指出，在世界范围内，只有在资本/劳动之比，以及工资和资本收益相等时才出现资本从发达国家（资本丰裕国）流向发展中国家（资本稀缺国）。他考虑了许多可能解释的因素，如技术进步使资本在发达国家的生产率更高，同时，他也从制度层面提出了应当考虑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因素。Lucas认为具有明确政策（explicitpolicy）的国家会成为FDI的目标国，对内资产生消极影响的政策同样会对国家间资本流动产生不利影响。总之，Lucas的基本观点就是认为在分析国际资本流动时，不能仅仅从资本和劳动要素稀缺的角度去考虑，还应考虑制度的影响，但其并未就此进行深入的研究。 随后，关于制度对FDI影响的研究逐步兴起。Dunning(1993)从比较分析中总结了FDI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认为在同等条件下，良好的制度环境的确是影响FDI的重要因素。Wei（2000）指出腐败对FDI的流入(inflow)有着显著的阻碍作用，但随后DaudeandStein(2007)指出在Wei的研究中，腐败和人均GDP存在着高度的共线性，把人均年GDP包含在方程中则有可能导致伪回归。他们通过应用更广范围的制度变量，研究发现FDI的流入量与东道国的制度质量(institutionalquality)存在显著关系。其所用来衡量制度环境的变量主要采用了Kaufmnanetal.(1999)的指标，包括政治稳定性（politicalstabilitynoviolence）、政府效率（governmenteffectiveness）、言论自由与问责制（voiceandaccountability）、规则质量（regulatoryofquality）、法律（ruleoflaw）以及对腐败的控制（controlofcorruption）等等。其中，仅有言论自由和问责制对FDI的影响不显著，其他都对FDI的流入产生了显著影响。 GlobermanandShapiro(1999)认为制度同样对FDI的外流(outflow)产生影响。良好的制度会对FDI的外流产生正的积极影响，因为良好的制度可以为本国的跨国公司提供适宜的并购条件，进而增强海外投资的能力。同时，GlobermanandShapiro(2002)并没有像DaudeandStein(2007)的研究一样分别研究Kaufmanetal（1999）六个治理指标对FDI外流的影响，而是通过对Kaufmanetal（1999）的六个治理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并提取第一主成分，估计了第一主成分对FDI的流入和流出的影响。他们发现，尽管只在规模大的国家以及发达国家，制度才会对FDI产生显著的影响，但总体上良好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