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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PAGE 1 考虑不平等因素的农村福利指数构造及实测 　　摘要：基于森的可行能力福利思想和阿特金森的广义均值不平等测度理论，在以物质生活水平、知识技能、健康状况和农村环境四个子维度作为综合评价的基础上，构建了一种具有全维度分布敏感性的中国农村社会福利指数新模型，论证了该模型具有“路径独立”和“子群一致”的特性。依据2001-2010年中国农村社会的相关统计资料，运用新模型测度并对比分析了2001-2010年期间在考虑了分布不平等影响后的中国农村社会福利指数发展趋势和特点，探讨了由不平等导致的社会福利损失变化。研究表明：在维度福利方面，物质生活福利增幅最大，但福利分布的不平等程度也最高；知识技能和健康状况两维度的福利增幅和分布的不平等程度均居中；环境状况维度的福利分布不平等程度相对最低，但福利水平却有所下降。2001-2010年我国农村社会整体福利水平逐年上升，但各维度福利发展的不平衡是制约我国农村社会福利更快更大幅度提升的主要障碍。2001-2005年因不平等造成的农村社会平均福利损失率为12.9%，2006-2010年为13.3%，其影响显著，并且还有逐渐增大的趋势。因此，建议协调发展各福利维度，在保持农民物质生活福利快速提升的同时，通过提升农民医保保障水平、深化医疗体制改革、加强农村环境保护等措施加快提高农民在健康、环境等非经济维度上的福利发展速度；其次，将降低农民在物质生活维度上的不平等作为主要抓手，通过完善收入分配机制、加大帮扶贫困农民力度，扭转农村社会福利不平等损失逐步增大的趋势。 　　关键词社会福利；福利指数；分布不平等；农村社会 　　中图分类号C813；F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3）06-0066-06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6.010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贯穿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基本问题。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是中国党和政府一贯的战略思想，改善农民的生活质量、提升农民的社会福利水平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始终的目标，对农村社会福利水平的衡量已逐步成为政府投资决策和绩效评价的标准。准确定量地衡量中国农村真实的社会福利水平一直也是社会和学界关注的重点。传统的福利定量研究基于功利主义福利思想的“效用”理论，以庇古提出的“福利等与国民收入”的思想为逻辑起点，或以GDP指标、或以基于GDP的修正指标，如：Tobin和Nordhaus提出的“经济福利尺度（MEW）”指标、Samuelson提出的“净经济福利（NEW）”指标等作为定量衡量社会福利的尺度。这些研究的共同特点是将单一的经济福利作为社会综合福利的替代，而不考虑社会其他子系统，如：政治、环境、文化等对福利的影响，因此对社会福利的衡量并不全面。另一类研究突破了上述局限，它们以阿玛蒂亚?森（A.Sen）提出的“可行能力”福利理论为基础，由于该理论认为社会福利是人不断扩大自身选择范围和不断提升自身能力过程的反映。因此，不仅在经济层面的成就，在社会其他层面的，如：知识技能、社会保障、健康长寿、民主自由等等的成就也同样反映了不同方面的能力水平，这些能力的集合共同构成了社会福利。基于这样的思想，产生了众多采用多维架构，以多角度综合方式衡量社会福利的新指标，如：莫里斯的“物质生活质量指数”（PQLI），联合国发展署的人类发展指数（HDI），美国社会保障协会的ASHA指标、国民幸福总值指标（GNH）等等。这些多维架构的指标提供了从更全面、更深刻地理解和衡量社会福利的视角和方法。然而，上述指标普遍存在的一个缺陷是，在组成的各维度上均只考虑了平均成就水平，从而掩盖了由于人的差异性等导致的成就分布不平等对社会福利的影响。正如T.Pogge[1]所指出，“一个可信的福利测度指标应具有反映如下问题的敏感性，收入的增长是源于富裕阶层还是普通大众？健康水平的提升是来自精英人群还是社会边缘人群？医护条件的改善是更多地利于社会弱势群体还是优势群体？”因此，本文拟结合中国农村的社会特点，在森（Sen）的可行能力福利思想框架下，运用阿特金森（Atkinson）的广义均值不平等测度理论，构造一种具有分布不平等敏感、且满足“路径独立”和“子群一致性”的新福利指数模型，并运用该模型对2001-2010年中国农村的社会福利水平和由不平等导致的社会福利损失变化进行实测分析。 　　周义等：考虑不平等因素的农村福利指数构造及实测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年第6期 　　1中国农村社会福利测度模型及指标构成 　　在将分布不平等因素融入多维社会福利指数的构造研究中，已有多位学者做了有益的探索。 　　于谦等在构造中国农村社会福利指数时将其定义为经济福利指数和非经济福利指数的加权平均，并给出了如下的构造形式[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