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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PAGE 1 论新媒体发展与文明变迁 　　【摘要】本文分析了基于旧媒体时期的文明变迁考察与研究状况，探讨了在新媒体时代传统社会的变相回归。指出在新媒体时代，新媒体成为畅通民意的重要渠道，新媒体发展助推了传媒机制的改革，微博平台日益主流化。由此引起社会文明变相回归到传统社会民主的交流方式，人们可以自由发布和接收信息，平等且无障碍地自由交流。 　　【关键词】新媒体发展；文明变迁；传媒业；交流方式 　　从广义上讲，传播即是指最普遍的交流，因此，文明又可以被界定为是伴随着传播的产生而出现的。尽管如此，直到20世纪人们才意识到传媒的力量，并开始将传播媒介与现代文明变迁联系在一起。传媒业不再只是谣言诽闻的发源地，不再只是强词夺理的场所，不再只是牟取暴利的超级工厂；而是当代社会最具有创造活力的文化形态，是改变我们生活的最直接动力。 　　一、旧媒体时期之于文明变迁的若干考量 　　杜威和帕克的理论最能代表早期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之于工业社会传播媒介勃兴的观点，他们认为在工业革命以前，人们获取信息通过最单纯的人际传播，尽管所获得的信息可能很少，但都是本真的原始信息；而在工业革命之后，社会利益管理者掌握了信息发布的主要传播方式——报纸，公众无法获知新闻信息的真实面目，他们所接收的信息都是媒介管理者为了维护所在集团的利益而再加工过的信息。民主的本质是相互间面对面无障碍的自由沟通，由于工业革命和城市化的进程，社会变成了细胞式的大众社会，传统的民主消逝了，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系列社会问题。尽管如此，杜威和帕克仍旧相信大众传媒的潜力，在未来的发展中，交通技术和传播技术可能会给社会文明带来一个新的机会。他们希望传播技术能承担起历史的重任，最终实现人际间天使般的交流，从而使美国回到草根的民主时期。 　　同一时期，起源于德国文化的法兰克福学派提出了另一种社会文明的变迁方式，即非社会结构而是文化结构的转型。法兰克福学派较早观察到了由现代传播技术发展而产生的大众文化，它的勃兴使得精英文化逐渐趋于社会边缘化，并最终为之代替。阿多诺曾大骂所有广播流行音乐都是垃圾，这可能是当时法兰克福学派主流学者的共识。在他们看来，大众文化是一个骗局，它使得人们丧失个性，以虚假的快乐代替从事更有价值的活动的可能。 　　英尼斯杂糅了芝加哥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观点，提出技术都是有其偏向性的，而这种偏向又造成文明的偏向。因此，一切文明的问题都可以归结为媒介的问题，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扩大了公众的接受范围，却减少了传播源的范围，由此引发的经济和政治垄断成为必然。 　　麦克卢汉继承了英尼斯在传播技术研究方面的思想，尽管早期他仍能关注一些传播与文明变迁间关系的话题，晚期的麦克卢汉却已经转向“媒介四定律”的专门化媒介技术研究，后来的传播学者更有甚的坠入了技术乌托邦的领域中。倾向于传播技术研究的学者们希望通过定量研究的方式，把传播媒介的发展设定为传播与社会的控制或传播与文化的控制，甚至专门制定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民意研究或宣传研究，为社会管理者服务的市场研究，使得传播研究意识形态化。 　　二、新媒体时代——传统社会的变相回归 　　美国媒介理论家保罗?莱文森（PaulLevinson，1947-）在其“补偿性媒介”（RemedialMedium）理论中提出，任何一种后继的媒介，都是对过去某一种媒介先天功能的不足所做的一种补偿。[1]因此，新媒体应该被视为对传统媒体的继承和发展。新媒体的产生并未伴生出其特有的传播内容，在初期阶段围绕传统媒体内容生存成为新媒体发展的必经过程。随着媒介技术的逐渐革新，新媒体已成功定位为“使得媒介的解放性使用或受众接近与使用媒介成为可能”，[2]全媒体的发展更是使现代文明回归民主组织方式成为可能。 　　1、新媒体成为畅通民意的重要渠道 　　旧媒体主导的时代，新闻媒介无法保持绝对的独立性和必要的自主性，它所依靠的管理者必然要求放大正面信息，以抵消因负面信息而带来的社会不良摩擦。当社会进入新媒体时代，特别是自媒体为民众的运用，使得“个人或少数民族团体，根据自己的需要，拥有接近使用媒体权，以及被媒体服务的权力”，[3]媒介管理者试图掩盖的消息被发现并得以在网络平台上发布，从而引起广泛讨论致使事件不断放大到足以令专业媒体关注和报道。新媒体使用者监督社会管理者和传统媒体记者对社会真相的呈现过程，适时修正纰漏，提高运作效率。 　　其次，由于在新媒体时期公众参与新闻生产和传播，社会形成了官方和民间两个相对对立的舆论场，合理沟通两个舆论场是快速解决舆情事件的关键。互动是新媒体区别于旧媒体的一大新特性，从众多2012年人民日报微博成功运营并且反响热烈可以看出，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间的良性互动已经形成。同时，由此产生的效率之争也决定了达成媒体共识的效率，专业媒体的任务并非在于以官方舆论场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