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烛之武退秦师》与春秋笔法.docxVIP

孙绍振：《烛之武退秦师》和春秋笔法 一 《烛之武退秦师》出于《左传》。《左传》，在司马迁《史记》中叫作《左氏春秋》，在班固《汉书》中叫作《左氏传》，后来习称《左传》。特别标明“左”者，一是相传作者系左丘明，二是区别于《公羊传》和《穀梁传》。“传”，是对经典的注释。一般是注具体字句，不成文章，而《左传》插入《春秋》中的文字却可以独立成文。孔子编订的《春秋》是一部编年史，只是简略记事，一年只有几句话，一事少则一字，多则四十余字。客观实录，并不直接表明倾向，可是其中隐含的褒贬非同小可，据说可达到使“乱贼臣子惧”的程度。如入选《古文观止》第一篇的《郑伯克段于鄢》，在《春秋》中只有“郑伯克段于鄢”一句话，六个字，而《穀梁传》却演绎出丰富的褒贬： 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杀也。何以不言杀？见段之有徒众也。段，郑伯弟也。何以知其为弟也？杀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为弟也。段，弟也而弗谓弟，公子也而弗谓公子，贬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贱段而甚郑伯也。何甚乎郑伯？甚郑伯之处心积虑，成于杀也。于鄢，远也，犹曰取之其母之怀中而杀之云尔，甚之也。然则为郑伯者宜奈何？缓追逸贼，亲亲之道也。 《穀梁传》认为，按照史书记载的惯例，凡杀世子（太子，诸侯嫡长子）或同母兄弟，都会标明是国君杀的，这里标明了国君（郑伯），可知段是弟。既是弟，却不称为弟，既是公子，也不称为公子，是贬抑他的意思。而贬抑弟弟，也暗贬郑伯，暗示他处心积虑置弟于死地。还特别指出“于鄢”，追到那么远的地方（距新郑很远的鄢陵之北），好像从母亲的怀里把他拖出来杀死一样。郑伯当适可而止，不追，放掉他，这才符合亲兄弟之道。《左传》中也有以“书曰”为名，发挥类似的道理，但是简略得多： 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从其“微言”析出“大义”，寓褒贬的笔法，“三传”是一致的。 《春秋》的叙述的确隐含深意，故有所谓“春秋笔法”“一字褒贬”；但“三传”尤其是《公羊传》《穀梁传》中的有些阐释，也难免过度，强加于人的痕迹明显。对这样的微言大义，后世众多儒家学者奉若神明，王安石则认为：“孔子作《春秋》，实垂世立教之大典，当时游、夏（指孔子弟子子游、子夏）不能赞一词。自经秦火，煨烬无存。汉求遗书，而一时儒者附会以邀厚赏，自今观之，一如断烂朝报，决非仲尼之笔也。”（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九》）。意思是说，孔子的《春秋》如果真像如今这样，有那么多未明确表达的“微言大义”，还缺这少那，那就是残缺陈腐的朝廷公报了。朱熹则认为《公羊传》《穀梁传》是经学，也就借之演义正统观念，而《左传》则是史学。（《朱子语类·卷八十三·春秋·纲领》）这话说得到位。《左传》的价值，不完全在《公羊传》《穀梁传》那样的微言大义，而是为《春秋》过分简略的陈述提供丰富复杂的历史情节。《郑伯克段于鄢》就展示了一个很曲折、很丰富、很生动的过程。然而，仅仅说它有史学价值可能是不够的，应该说还有文学价值。 二 先秦历史经典以记事和记言为务。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春秋》纯粹记事，而《尚书》（还有《论语》）则记言，大抵为直白和对话，尚未形成做完整文章的规模。《春秋》实录记事，并不记言，谈不上文章的体制。《左传》继承了《春秋》的文字简练而意涵深邃，兼用记事和记言，因果相衔，情节连贯，结构完整，在记事和记言的结合上突破了《春秋》和《尚书》。 记事和记言的结合，使《左传》能够展示完整的情节结构，特别是大规模战争的胜败完整过程，人物对答交锋犀利，细节丰富，产生了一系列大开大合的篇章。在文学史上，《左传》标志着古代中国书面文字从现场记言到融记事和记言为一体，从片段到首尾贯通为篇，具有里程碑意义。 “烛之武退秦师”，在《春秋》鲁僖公三十年，原文只有一句“晋人、秦人围郑”，有头无尾。《烛之武退秦师》的标题是后人（《古文观止》编者）所加，似乎并不完美，望文生义，好像是烛之武击退了秦师；将其改为“烛之武说退秦师”或“烛之武智退秦师”，可能更有利于提示全文主题。《左传》将有头无尾的六个字，扩展为两强兵临城下，郑国从君臣紧张、外交人员出使到缓解紧张局势、与两强之一秦国结盟、解除隐患的全过程。从语文表现来说，它明显继承了《春秋》的简练风格。开头完全是客观的、无动于衷的陈述： 晋侯、秦伯围郑，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晋军函陵，秦军氾南。 引起战事的原因本来是很重要的，但仅两句话带过：“无礼于晋”，“贰于楚”（晋与楚作战，郑帮了楚），都是过去的事。就为了这么一点事，毫无突发事故，晋侯就联合强秦，大军压境。这不仅是语言上师承了《春秋》的简练，而且隐含着言外的贬义：太霸道了。 郑国是很紧张的，但行文上没有明言，没有外部军事环境描写，更没有人物的心理描写，仅用动词和名词，连形容词都没有。这一点与《春秋》的笔法可谓一脉相承。 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