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孟荀思想中的霸道观.docx

先秦孟荀思想中的霸道观 一、孟子的王霸之辩思想——反对霸道、主张王道 王霸即“王道”与“霸道”，是中国古代哲学中两种统治方法与政治理念，就“王道”与“霸道” 范畴产生之事件顺序而言，王道早于霸道。“王道”一词最早出于《尚书-洪范》，其言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王道代表的是一种德治理想，是整个社会之行为准则与道德准则，王道之实现在于君主要赐福百姓，以身作则，使臣民心服，还要刑罚有度，任用贤能等。行王道还是行霸道在中国历史上曾引起长期之争论，史称“王霸之辩”，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春秋时代，各诸侯国变法图强，相互侵伐兼并，最终出现“ 春秋五霸”， 管仲相齐而使桓公成为五霸之首，此为霸道之始。在流传下来的 《管子》一书中，已经开始讨论王霸之问题，《霸言》中说：“夫王霸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强调无论成就王业还是霸业，得民心是最重要的，因此，“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明大数者得人，审小计者失人。得天下之众者王，得其半者霸”（《霸言》）。在 春秋时期的争霸角逐中，《管子》还讨论了成就王霸之业的战略选择，必须审时度势，认为“强国众，合强以攻弱，以图霸；强国少，合小以攻大，以图王。强国众，而言王势者，愚人之智也；强国少，而施霸道者，败事之谋也”（《管子-霸言》），在战略时机之选择上，则“强国众，先举者危，后举者利。强国少，先举者王，后举者亡； 战国众，后主可以霸；战国少，先举可以王”（《管子-霸言》）。正是在这些思想之指导下，根据当时之政治形势，管仲采取了一系列之措施助桓公成就了霸业。对于 管仲之霸道， 孔子评价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坐衽矣。”（《论语-宪问》）认为管仲助桓公成霸业，使天下百姓免于战乱之苦，乃莫大之恩惠，并称其为仁者，“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虽然孔子主张为政以德，追慕盛赞尧舜禹之王道之治，向往“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之王道政治，然对于管仲之霸道还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于霸道还是持赞许之态度，王与霸在孔子之思想中还没有形成尖锐之对立。 孟子的王霸之辨思想总的来说是反对霸道，主张王道。孟子师从子思，以儒术为宗，崇尚王道。在面对春秋战国时期的动荡局面时，孟子将其所认为的政治制度划分为“王道”与“霸道”，并在“王道”与“霸道”关系方面，主张“王道”反对“霸道”。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孟子眼中的霸是“以力假仁”，以大国之力假借仁义之道，孟子的“王”与“霸”己经脱离了以政治形势言霸王对言，而是从自身政治伦理的角度对王霸进行新的诊释。为了说服君主遵行仁政，孟子向各国君主的目标“霸业”提出了异议。孟子的王道是以民为本，“民为贵，社樱次之，君为轻”。孟子的王道思想同其性善论的主张是相通的，孟子认为人性本善，统治者应该在整个社会起到模范作用，自觉而充分的发挥自己的善性，为民仁政，就可以吸引天下仁人志士辅佐其统治。同时统治者也应顺应人性之本善，做到善政，实现王道乐土。在施行仁政的对外向度上，孟子反对霸道。孟子认为即使是征伐统一，也应以王道行之。同时，在学术方面，孟子也反对学术为霸业服务。正因为孟子的思想在战国时期略显保守，其王道思想又看轻君主，因此其思想在战国时期并没有市场。 霸道之下的民众生活未必不好，但却不像王道之下的民众那样心情舒畅，“霸道之民欢虞如也，王道之民嗥嗥如也。”（《孟子-尽心上》）所以生活于王道之下的民众甘愿为国家之利益而赴死，且道德境界会潜移默化地得到提升，“杀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迁善而不知为者。”（《孟子-尽心上》）孟子所说之王道政治，亦即其所倡导之仁政，仁政之哲学基础在于人人天生固有的不忍人之心也即恻隐之心。他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尽心上》）尧舜禹汤文武诸先王是以自己之仁德成就了一番王业。在孟子看来，民心之向背乃能否得天下之关键，“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以此之故，实现王道之措施在孟子看来最重要的是得民心，关心百姓之疾苦，与民同乐，“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具体而言：一是制民之产，因为“无恒产者无恒心”，“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这样就可成就王道之治，“养生丧死无憾，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