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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孟荀思想中的霸道观
一、孟子的王霸之辩思想——反对霸道、主张王道
王霸即“王道”与“霸道”,是中国古代哲学中两种统治方法与政治理念,就“王道”与“霸道” 范畴产生之事件顺序而言,王道早于霸道。“王道”一词最早出于《尚书-洪范》,其言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王道代表的是一种德治理想,是整个社会之行为准则与道德准则,王道之实现在于君主要赐福百姓,以身作则,使臣民心服,还要刑罚有度,任用贤能等。行王道还是行霸道在中国历史上曾引起长期之争论,史称“王霸之辩”,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春秋时代,各诸侯国变法图强,相互侵伐兼并,最终出现“ 春秋五霸”, 管仲相齐而使桓公成为五霸之首,此为霸道之始。在流传下来的 《管子》一书中,已经开始讨论王霸之问题,《霸言》中说:“夫王霸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强调无论成就王业还是霸业,得民心是最重要的,因此,“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明大数者得人,审小计者失人。得天下之众者王,得其半者霸”(《霸言》)。在 春秋时期的争霸角逐中,《管子》还讨论了成就王霸之业的战略选择,必须审时度势,认为“强国众,合强以攻弱,以图霸;强国少,合小以攻大,以图王。强国众,而言王势者,愚人之智也;强国少,而施霸道者,败事之谋也”(《管子-霸言》),在战略时机之选择上,则“强国众,先举者危,后举者利。强国少,先举者王,后举者亡; 战国众,后主可以霸;战国少,先举可以王”(《管子-霸言》)。正是在这些思想之指导下,根据当时之政治形势,管仲采取了一系列之措施助桓公成就了霸业。对于 管仲之霸道, 孔子评价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坐衽矣。”(《论语-宪问》)认为管仲助桓公成霸业,使天下百姓免于战乱之苦,乃莫大之恩惠,并称其为仁者,“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虽然孔子主张为政以德,追慕盛赞尧舜禹之王道之治,向往“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之王道政治,然对于管仲之霸道还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于霸道还是持赞许之态度,王与霸在孔子之思想中还没有形成尖锐之对立。
孟子的王霸之辨思想总的来说是反对霸道,主张王道。孟子师从子思,以儒术为宗,崇尚王道。在面对春秋战国时期的动荡局面时,孟子将其所认为的政治制度划分为“王道”与“霸道”,并在“王道”与“霸道”关系方面,主张“王道”反对“霸道”。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孟子眼中的霸是“以力假仁”,以大国之力假借仁义之道,孟子的“王”与“霸”己经脱离了以政治形势言霸王对言,而是从自身政治伦理的角度对王霸进行新的诊释。为了说服君主遵行仁政,孟子向各国君主的目标“霸业”提出了异议。孟子的王道是以民为本,“民为贵,社樱次之,君为轻”。孟子的王道思想同其性善论的主张是相通的,孟子认为人性本善,统治者应该在整个社会起到模范作用,自觉而充分的发挥自己的善性,为民仁政,就可以吸引天下仁人志士辅佐其统治。同时统治者也应顺应人性之本善,做到善政,实现王道乐土。在施行仁政的对外向度上,孟子反对霸道。孟子认为即使是征伐统一,也应以王道行之。同时,在学术方面,孟子也反对学术为霸业服务。正因为孟子的思想在战国时期略显保守,其王道思想又看轻君主,因此其思想在战国时期并没有市场。
霸道之下的民众生活未必不好,但却不像王道之下的民众那样心情舒畅,“霸道之民欢虞如也,王道之民嗥嗥如也。”(《孟子-尽心上》)所以生活于王道之下的民众甘愿为国家之利益而赴死,且道德境界会潜移默化地得到提升,“杀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迁善而不知为者。”(《孟子-尽心上》)孟子所说之王道政治,亦即其所倡导之仁政,仁政之哲学基础在于人人天生固有的不忍人之心也即恻隐之心。他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尽心上》)尧舜禹汤文武诸先王是以自己之仁德成就了一番王业。在孟子看来,民心之向背乃能否得天下之关键,“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以此之故,实现王道之措施在孟子看来最重要的是得民心,关心百姓之疾苦,与民同乐,“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具体而言:一是制民之产,因为“无恒产者无恒心”,“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这样就可成就王道之治,“养生丧死无憾,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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