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翻译文学能否入主中国文学.docVIP

PAGE PAGE 1 浅议翻译文学能否入主中国文学 　　【摘要】1949年以来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中甚少提及翻译文学的作用，更没有将翻译文学辟为单独的章节加以论述。本文将从翻译过程本身入手解读这一现象成因，进一步结合时代背景，以20世纪70年代为界，从历史大环境、译者和读者的心态和需求角度对翻译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联加以阐释，并对谢天振教授对此问题的阐述着重分析，以求得出翻译文学能否入主中国文学的合理答案。 　　【关键词】翻译文学；中国文学；译者；异化和归化；创造性叛逆 　　译者作为一名戴着镣铐的舞者，摇晃在译出和译入语天平两端，在异化和归化的较量中寻求天平的平衡点。正如18—19世纪德国著名翻译家Schleiermacher曾说：“译者要么尽量不打扰原作者而让读者靠近作者，要么尽量不打扰读者让作者靠近读者。”i译者运用的语言并非纯粹的译入语，而是第三种语言。也就是说虽然译者运用中国的语言文字符号进行翻译，但是他在某种程度上需要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译者需要译出与原文有陌生感和疏离感的文本。 　　两千多年来，中国出现了许多关于译者的比喻说法，诸如“舌人”、“媒婆”、“译匠”、“一仆二主”之“仆人”、“文化搬用工”、“翻译机器”等等ii我们从以上的称谓足可见译者的边缘地位。首先他们对自身身份不认同，加之翻译活动的独立性，更多的联系为译者和作者、作品的交流，译者之间各自为营，翻译团体的存在较之文学团体鲜有所闻。因而译者们没有团结一致的群体力量为翻译文学争取一席之地，所以翻译文学入主中国文学的号召久久出现。 　　我们以20世纪70年代为界将中国的翻译文学分为早期发展阶段和后来的成熟阶段。 　　翻译文学的早期发展阶段，中国社会的大环境处于相对动荡和变革的时期，此时的翻译文学受到众多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比如沦为政治宣传的工具。如中国现代主义诗人、翻译家穆旦，早年留学美国，研习英美现代文学。1953年回国后开始从事文学翻译。当时新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欧美截然不同，国际文化交流和外交政策也是“一边倒”。在这种情势下他自觉转向了苏联文学，以及英国的雪莱、拜伦、济慈、布莱克等人的诗歌，因为这些诗人的作品有进步的、革命的、积极的现实意义。iii文学被很大程度地功利化，此时的翻译文学像来自别国的躁动的青少年，这些文学所表现的既非民族记忆的烙印，也难称其为历经岁月洗礼的普世价值，入主中国的划归应该很难成立。 　　译者总是不可避免地把自己熟悉的世界里的知识和信仰带进原文的这个陌生世界，早期翻译家周桂笙在翻译法国作家鲍福的小说《毒蛇圈》时竟凭空加入了一大段女主人公思念父亲的话。因为在他看来，既然此前小说中描写了父亲对女主人公的慈爱之情，此时就非得插入一段反映女儿对父亲的孝顺之情不可iv译者用自身逻辑骨架演绎他者的文本，借助一个未必可靠的形象来确定自身。 　　此时的读者也尚处于没有沟通欲望的失语状态，对外国文学的接受度还很窄，更多的受限于传统的纲教伦常和风俗传统，思想观念的解放还在萌芽阶段。颇为著名的一个例证是朱生豪翻译《罗密欧与朱丽叶》中Hemadeyouahighwaytomybed，ButI，amaid，diemaiden-widowed.其译文为“他要借你的（软梯）做牵引相思的桥梁，可是我却要做一个独守空闺的怨女而死去。”以桥化床明显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性忌讳和读者接受度的考虑。 　　20世纪70年代以来，翻译文学逐步走向成熟，出现了西方翻译的文化转向和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相关理论的研究引发了翻译文学国别归属的争论。大环境相对来说是多元开放的。译者对原作的翻译无法再采取简单的“拿来主义”，随着学者们的版权意识的加强，译者和原作者有了更多平等对话的机会，进行双向选择。出于对原作者的尊重，译者往往采取异化大于归化的翻译策略。译者对母语文化有着天然的亲近和感性认同，归化翻译是这一过程自然而然的流露，而异化处理可能是译者在归化理解的基础上再加工并反复考量的结果，像如此进行过细节锤炼的作品才可能成为优秀的翻译文学。成熟而优秀的译者也摒弃了以往的文化自大心态，归于从容平和，做原作的引介者、沟通和传播的桥梁。 　　对原作的异化处理，可以让读者对异域文化有相对客观和清醒的审视。正如余光中先生比喻的那样，如果译文中肆意排除异域文化成分，一味用中国文化成分加以替代，如同到外国旅游却只到唐人街吃中国菜。从另一角度来阐释，成熟期的读者相对早期读者对翻译文学有更多审美期待，他们渴望陌生化的保留，渴望阅读中的刺激和挑战。1995年由《上海读书周报》和南京大学西语系研究翻译中心联合举行关于《红与黑》几个译本的调查，发现大多数读者希望欣赏到外国文学特有的韵味，领略到外国文学作品所蕴含的异国情调，正是那有点欧化的译文才让人感受到异国风情和文化特色，阅读时有一种身临其境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