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南下服务团.docVIP

PAGE PAGE 1 上海南下服务团 　　1949年4月解放南京之后，很快上海和杭州等大城市也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党中央、军委决心部署各路大军继续南下，目标直指福建。经过慎重地研究之后，华东军区做出相关部署，最终决定，解放福建省的作战任务由叶飞同志和韦国清同志所率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担任。同时，决定任命原华中军区司令员、华东局组织委员张鼎丞同志为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席兼中国共产党福建省委员会书记，组织接管干部队伍，随解放部队南下福建。 　　考虑到全国解放以后，各新解放区急需配备大量干部队伍，所以早在1949年2月，党中央就曾做过相关指示，要求从老解放区抽调和训练干部，充实到新解放区去，配合解放进程，担任接管工作。然而，随着全国解放进程的不断加快，原先从老解放区抽调出来准备支援新解放区的干部队伍已经明显不够。有鉴于此，中共中央组织部于1949年6月11日作出指示：为了弥补南下接管干部人数之不足，可以吸收大中学生青年参加革命，加以训练后即充实到接管干部队伍。六天后，由张鼎丞和叶飞等同志研究讨论后，以华东局的名义向党中央发出电报——《关于福建工作的准备问题》。 　　电报中，除了向中央详细汇报了福建省委及各大城市的干部人选准备之外，还特别向中央提出了南下干部的抽调计划，“建议还是以冷楚所率3000干部到福建为宜，因为时间仓促另行准备干部来不及，同时在沪积极招收3000名知识青年和职工到闽工作”。 　　随即，南下服务团的组建工作开始展开。上海南下服务团的组建过程首先是由内部动员开始的。 　　所谓“内部动员”，是指华东局最早筹划解放福建时打算动员福建籍的在沪青年学生随军入闽进行接管的计划，因涉及人员总数较少，且主要对象是原籍为福建的青年学生，动员方式也都是由上海青工委和上海学联按籍贯寻找并经过考察后谈话进行，这与公开向各学校进行招生的方式不同，故称“内部动员”。 　　上海南下服务团的内部动员，目前最早见到的史料，是1949年6月5日上海市青工委召开的讨论会议。 　　针对即将展开的解放大军南下，进入福建地区的形势需要，上海市青工委决定“在经过严格考察程序”的基础上，有计划地动员300人随军解放福建。1949年6月7日，上海市青工委会同组织部、上海各区学委、青委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动员300闽籍学生随军南下的具体实施方案，并最终确定了其中的240个名额在各校的分配计划，并要求这240人要在“十三日以前动员编组报到”。 　　1949年6月12日，上海市青委又与学委、学联党组等单位举行联席会议，继续讨论动员闽籍学生随军入闽事宜。经过讨论，调整了6月7日决定的初步计划，将南下名额增加至340人。 　　经过几次讨论和内部动员，1949年6月15日，340名闽籍学生报到完毕，南下服务团正式成立。 　　然而，考虑到340人对于巨大的南下干部缺额而言，还是远远不够，故张鼎丞提议继续动员，范围扩及所有上海青年学生。南下服务团的招生工作遂由内部动员阶段进入到扩大招生阶段。 　　1949年6月18号，上海知识青年南下服务团招生通告在《解放日报》等媒体刊登，向广大上海青年学生发出号召：“为适应胜利形势，培养革命青年，服务南方新解放区，特设立上海知识青年南下服务团，招生名额3000名，凡思想纯洁，初中以上程度，身体健康，年龄18岁以上30岁以下之男女青年，均可报名。报名手续缴验毕业、肄业证书或学联证件，缴一寸半身像片2张，填明履历表。报名后听候本团招生委员会考验。合格者即集中进行短期训练，学生除被、帐自备外，膳宿、服装、学习用具均由本团供给。训练后可南下分配宣传、组织群众工作及参加各项建设工作。” 　　其实，早在通告发出前，复旦大学、国立暨南大学等大学就提前召开了动员大会。 　　1949年6月16日，复旦大学文法学院召开动员大会。会上，300多师生热烈座谈“当前形势和同学们的当前工作任务”，“一致认为目前的任务为迅速完成解放全中国的事业，彻底消灭国民党匪帮残余力量”，周谷城教授还“鼓励同学们说：这是很难得的机会，历史上仅有的最后一次，希望同学们一面积极参加解放工作，一面努力改造自己”。6月17日，国立暨南大学文法学院也召开了“南下西南工作动员大会，讨论中心是为什么要参加南下服务团和西南服务团。同学们纷纷发言，认为今天再不能允许敌人有喘息的机会，要很迅速地打到广州、台湾、云南、贵州、四川去，解放全中国。过去上海长期在反动派的摧残压迫下，今天得到了自由，然而，西南、华南的同胞们仍在反动派的压迫下不见天日，这就要我们青年挺身而出来参加革命工作”。 　　复旦大学是南下服务团在内部动员阶段即重点发展的学校，所以复旦大学同学们的踊跃报名情况也最早见诸报端。据报载，解放后20天的大上海，全市同学对革命工作已热切渴望，他们要随着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当同学们得知自己有参加南下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