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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人口流动对社会和国家冲击 在开放经济环境下，跨境、跨国人口流动是不可 避免的现象，而达到一定规模的国际人口流动会影响流入国 的社会治安，这一点在我国边境和旅游热点地区早已显露， 并因北京等大城市发生“三非”外国人犯罪，乃至集体围攻 执法机构事件而凸显。作为每年入境外国旅游者多达上千万 人次、常住外籍人员数以十万计的世界第一贸易大国，我们 不能不对此给予足够关注。更重要的是，根据国内外历史经 验教训和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在长期内，我们还不能忽视国 际人口流动对国家政治统一的潜在冲击。 一、多民族混居格局下摩擦与升级风险较高 跨境人口流动是国际经贸发展的结果之一，其中一部分 跨境流动人口将选择在移入国家常住乃至永久性定居，从而 在移入国家/城市形成多民族混居状态。正因为如此，除了 行政或军事支持下移民所造成的多民族混居之外，国际经贸 自古以来就常常是多民族混居格局形成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量，中外皆然。 在不妨碍社会成员之间平等顺畅交流沟通、当地主流社 会能牢固保持社会规范共识与既定政治权威的前提下，一定 程度的多民族混居将通过与外界建立更为广泛的联系而有 利于发挥该国、该城市的经济活力；但在上述前提动摇的情 况下，多民族混居格局将对该国/城市社会治安形成额外压 力。这不仅仅是因为多民族混居将从各方面提高执法机构的 管理成本，语言文字和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壁垒甚至会妨碍执 法机构及时掌握了解治安动向，更因为与单一民族聚居或单 一民族占压倒多数聚居相比，在多民族混居状态下，居民相 互摩擦和激化的几率较高。不仅语言不同容易造成误解，宗 教和风俗不同可能产生摩擦, 教和风俗不同可能产生摩擦, 而且单一民族聚居情况下个体 之间的摩擦此时也容易上升到群体冲突、乃至民族冲突的层 次，正常状态下的社会道德和行为规范此时都会沦为政治站 队的牺牲品，承担维护秩序职责的强力部门、执法机构也常 常备受掣肘。看看今日北爱尔兰、黎巴嫩、印度、斯里兰卡、 科索沃等多民族多宗教混居地区冲突频发，本来无足轻重的 小事都有可能引发暴乱，看看法国近年来多次爆发以穆斯林 移民青少年为主的郊区暴乱，甚至蔓延全国，便不难理解这 一点。在极端情况下，这种冲突甚至有可能进而转为对分疆 裂土的诉求。 亚历山大大帝建立的亚历山大里亚（今埃及亚历山大） 扼尼罗河入海口，据交通要冲，作为托勒密王朝的首都而迅 速发展成为地中海区域国际贸易和文化交流中心，在罗马帝 国治下也是整个西方世界仅次于罗马的一流大都会。英国历 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在其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如此描 绘这座城市的繁荣和人烟稠密： 这座美丽而整齐的大城市仅次于罗马，绕城一周有十五 哩，里面居住三十万的自由人和数目相当的奴隶。亚历山大 里亚港和阿拉伯及印度进行获利丰硕的贸易，再转运到帝国 的首都和各行省。此地没有游手好闲的人员，人们不是被雇 用担任吹玻璃，就是纺织亚麻布，再不就是制造莎草纸。不 论男女老幼都从事生产工作，甚至盲人和手脚残废的人都可 以找到适合的职业。[1] 然而，这座繁荣的城市自建立伊始便形成了希腊人和埃 及土著混居的格局，国际贸易的发展更使其多民族、多宗教 混居格局进一步发展，导致许多在单一民族聚居情况下不成 问题的问题无限放大。 亚历山大里亚的人民是一个混杂的民族，把希腊人的虚 荣和多变，跟埃及人的倔强和迷信结合在一起。一件不关痛 痒的小事，像是一时买不到肉和扁豆、双方的礼貌不够周到、 公共浴场弄错次序的尊卑，甚或宗教问题的争吵，由于广大 的民众满怀无法消除的怨恨，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引发一场叛 乱。⑵ 在这种情况下，杀死一只被视为圣物的猫，就会在多民 族、多宗教混居的亚历山大里亚居民中引起宗教上的争执。 到瓦列里安(Valerian)、伽利埃努斯(Gallienus)父 子执政时期(公元253年?268年)，罗马帝国各地军阀蜂起, 史称“三十僭主”，亚历山大里亚居民因多民族、多宗教混 居而发生的摩擦也随之升级到内战的程度，市民和士兵之间 因为一双鞋子发生争执，结果就引起了长达12年的残酷内 战（其中有几次短暂而不明确的停战）。‘在这个受害惨重 的城市，各区之间的联系完全切断，每一条街道都浸染着鲜 血，每座坚固的建筑物都成为碉堡，直到亚历山大里亚相当 大的部分都成为废墟，战乱也没有停息下来。” ［3］ —度繁 荣昌盛的亚历山大里亚最终在这场战乱中沦为荒凉废墟。 古代如此，近现代也是这样。在19世纪中叶至第一次 世界大战的金本位“黄金时代”，带有浓郁“自由放任特 征的全球经贸发展伴随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从1840年鸦 片战争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近六千万欧洲移民涌入 南北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约三千万印度移民迁 入其它南亚国家、东南亚、南非等地区，约一千万华人迁入 五大洲数十个国家。［4］即使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