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进村与村庄公司主义.docVIP

PAGE PAGE 1 资本进村与村庄公司主义 　　资本进村的时代 　　一般而言，资本与土地的关系大致有四种类型：第一种是传统时代的资本兼并村庄土地；第二种是1980年代以来的乡镇企业与村庄土地之间的关系；第三种是全国各地的城郊村与城市发展、土地开发之间的关系；第四种是最近几年在全国迅速兴起的为获取“城市建设用地指标”而出现的新圈地现象。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是：资本主动“进村”促成“农民上楼”以获取“地票”，由于城乡建设用地指标“增减挂钩”等政策设计，城市资本第一次与非城郊村庄土地发生关联，并且，由于促成农民居住形态和农业生产形式的改变，对普通农民的影响也最为深远。这种新模式的出现，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国家的土地政策设计，二是地方政府独特的土地--财政--金融的“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 　　首先来看国家土地政策的设计。为严格保护耕地，同时也为限制地方政府无约束地城市扩张和土地经营，国家对农用地转为非农用地做了严格的指标计划。同时，国家也出台了一些弹性政策来做缓冲，以实现城市建设用地、农村建设用地与农地三者之间的“平衡”和“挂钩”。这方面的政策主要有三项： 　　“占补平衡”制度。根据《土地管理法》规定，按照“占多少、垦多少”的原则，建设单位占用耕地时必须补充相应的耕地，以保证耕地不会减少。“占补平衡”制度实质是国家实行从紧的城市建设用地指标供给的配套制度，简言之，这是获得城市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的前提。虽然无论通过复垦耕地、土地平整等行为新增多少耕地，地方政府由此获得的用地指标都不能突破国家刚性的建设用地指标。但因为已经实行“省内平衡”，所以，它对平衡省内不同城市的用地指标的差额还是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 　　真正使地方政府突破国家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管控的是“增减挂钩”制度。所谓“增减挂钩”，是指在城市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和农村减少建设用地指标之间进行“挂钩”和调节。在这一制度设计下，农村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所增加出来的指标，可以转换为城市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通过这一管道，就能迂回突破国家对城市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的偏紧管控，正是因此，全国各地都有很强的推行“增减挂钩”政策的积极性。 　　比“增减挂钩”制度走的更为“超前”的是成都、重庆城乡统筹试验区所实行的“地票”制度。借助政策特区的优势，采取类似于“增减挂钩”的办法，让农民将宅基地整理出来，变为可以在“地票交易所”进行交易的“地票”。需要占用建设用地指标的法人主体（比如房地产商）直接到地票市场购买“地票”，然后再由政府管控的一级土地市场购入相同面积的建设用地。这样一来，通过地票制度，实际就将之前“占补平衡”的土地征收和土地增补由政府行为直接转变为市场行为。这就为城乡建设用地指标的交易搭建了市场平台，也为各个地方政府突破国家建设用地的指标控制找到了政策突破口。 　　这些政策使得本来没有多大价值的农村“地票”陡然增值。尤其是在农民还没有意识到宅基地作为一种“地票”具有极差收益的大部分地区，商人资本就可以巧妙运用这一特殊政策（包括农民的信息劣势）来赚取农村“地票”与城市“地票”之间交易的巨额差利。这也成为“资本进村”经营“地票”的政策铺垫。 　　但是，“资本进村”的推进仍需地方政府的强大动力，这就牵涉到当下中国大部分城市独特的土地--财政--金融“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地方税赋分成的结构性巨变，深刻影响到地方政府的行动逻辑。地方政府纷纷抛弃难以给地方提供较大税赋贡献的乡镇企业，迅速转向“经营土地”，“土地财政”逐步成为地方财政的支柱。进入新世纪以来，“土地财政”又进一步与“土地金融”联系起来，形成土地--财政--金融“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 　　所谓“土地金融”，是指地方政府通过储备和经营土地向金融机构贷款融资，建立起一个比土地财政更为庞大的资金体系的做法，这是一种典型的“以地养地”之法。在这种“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之下，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和城市化的唯一约束条件就是“地票”，如何获取“地票”就成为地方政府的中心工作。特别是2008年国家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出台之后，这一矛盾就更加凸显。这一“三位一体”发展模式的核心主体是县级政府。然而，最近几年，由于国家实行“增减挂钩”等城乡建设用地统筹政策，这使得“土地财政”已经延伸至一些非城郊的农村乡镇。特别是一些中西部地区的非城郊乡镇，由于自身财政近乎“空壳化”，所以最具有经营“地票”的积极性。 　　除获取土地财政填补乡镇财政缺口以外，农业型乡镇积极引进资本进村还有另外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第一，“资本进村”可以在形式上改善农村安居环境和村容村貌，基层政府在自身没有财力推动新农村建设的情况下，引进外来资本从事新农村建设，它也可以成为基层政府博取政绩的重要“名片”。第二，“资本进村”对一个村庄的大规模“重铸”不仅是新农村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