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商税及其对商品经济的影响.docVIP

PAGE PAGE 1 宋代商税及其对商品经济的影响 　　【摘要】宋代征收商税是古代关市之征的继续和扩大，北宋和南宋300年期间，商税的征收与日俱增，不仅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是两宋国家财政体制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若干年来，对宋代商税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但对其中有些问题，如《商税则例》、商税的影响和作用仍有部分分歧，本文拟在学者前辈的基础上，对以上问题加以探讨。 　　【关键词】商税则例；住税；过税；商品经济 　　随着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宋王朝首次确立了一套系统的商税征收制度，商税成为封建政府重要的财政收入。宋代商税问题直接关系到宋代市场发展、商品经济水平及至全国经济发展水平。 　　一、商税则例 　　宋初商税实行了轻税政策，并严禁擅自增减商税项目、税率，商税制度的制定也比较完善。太祖在建国之初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即定《商税则例》，诏令官府将税法条款逐一颁行天下，并张榜于官署屋壁，以便交易者自觉遵守，相互监督。则例的颁行既保证了国家取得合法收入，又兼顾商人的正当利益。 　　《商税则例》规定：“商税，凡周县皆置务，关镇亦或有之，大则专置官监临，小则令、佐兼领，诸州仍令都监、监押同掌。行者货，请之‘过税’，每个钱算二十；居者鬻市，谓之‘住税’，每千钱算三十，大约如此。”[1]而且如有对应税货物隐瞒不纳税者，为官府所捕获，则没收其货的三分之一，以其半偿给捕获者；贩鬻而不由官路者也要罚罪。宋太宗淳化五年最终完成了商税则例的制定，这是宋代赋税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有着不可低估的政治、经济和财政上的意义。统一的《商税则例》，打破了遏止本地财赋外流而设下的重重障碍，促进了商品的跨地区流通以及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尽管《商税则例》的内容致完善，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很难得到贯彻。在淳化五年之后将近一百年的历程中，由于官司税吏们“辄增名额及多收税钱”，从而使则例失去了它原有的意义和作用，商税则例被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补充和修订。宋徽宗崇宁五年九月十七日诏命：“户部取所天下税务，自今日以前五年内所收税钱并名件历，差官看洋，参酌税物名件税钱多寡，立为中制，颁下诸路，造为板榜，十年一易，永远遵守。”这是继淳化则例而制定的崇宁则例。崇宁则例根据崇宁五年九月十七日以前的五年税收的平均数，并且在“仍各不得亏损元额”的条件下制定，它也就是以此前日益增重的商税，重新作划一的规定而让人们遵守。尽管新的则例用“辄增名额及多收税钱，以违制论”这样冠冕堂皇的语言向全国发布，但它丝毫也无法遮盖自身征税的进一步增重。到了南宋建立之初，各地版籍焚于兵火，田赋征收锐减，于是商税和各项杂敛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增大，从而引起统治阶级的注意。绍兴六年八月三十日，诏令两浙江西都运诸路转运司，“取索本路应干税物则例，体度市价增损，务令适中”，开始了商税则例的再一次修订。绍兴则例同崇宁则例一样是根据市价增损进行调整的，由于南宋初年物价波动剧烈，为使政府商税收入免于损失，从崇宁则例的“十年一易”，改为“每半年一次，再行体度市价，以此增损施行”。从宋太祖淳化五年商税则例的创制，到宋徽宗、宋高宗的重订和再订，深刻反映了宋代物价特别是宋徽宗以后的物价的剧烈波动，充分地揭示了宋封建统治集团攫占商业利润的贪婪。事实也正是如此，宋代商税的日益增重也正是通过商税则例的调整而显示出来的。 　　二、宋代商税的几种形式 　　宋代商税分为住税和过税。住税，即对开设店铺出售货物的商人所征收的落地税，税率为3%；过税，即对行商所课征的的通过税，税率为2%。另外对小手工业者和农民自制自销的手工业品也同样课征住税。 　　住税和过税是传统商税中的两种主要的形式，宋代的住税和过税是在商品流通过程中征收的，两者总和为5%，这既是商税则例的一个重要规定，也是宋代商税税率高低的重要标志。但在实际征收过程中，过税一般都高于住税，这是因为地方税务林立，过一个税务就得缴纳一次过税，从而使商税不是简单的5%，而是有可能是10%、20%，甚至30%了，这都是宋代商税的事实。商人长途贩运货物则由官府发给税引，据以纳税，税引亦称公凭、公据等。纳税的方法有两种：其一是总纳，为货物单一的大宗买卖多采用，商人持引到达交易地点后，必须根据税引所给的期限，先去税务纳税，“如违，令倍纳”；其二是逐务交纳，即通过商人所持“地头引”，“每个件算二十”，过务即纳。商人到达住地，在销售货物前，先到税务纳住税，逾期倍税。 　　除主要形式的住税和过税之外，还有一些特殊形式的商税，如翻税、抽税、格纳等。所谓翻税或买出翻税，当即翻引税。如在两淮茶商所使用的长引，“水路不得过高邮，陆路不得过天长具”，后经改变，愿去楚州和盱眙军的每23贯或26贯引各贴纳10贯500，这种改变售茶地点的贴那即谓之“翻钱引”，如到楚州和盱眙军后，还要到淮北诸州军，即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