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国企高管薪酬激励_蔡贵龙.pdfVIP

DOI:10.19744/j.cnki.11-1235/f.2018.05.011 《管理世界》(月刊) 2018年第5期 非国有股东治理与 国企高管薪酬激励* □蔡贵龙 柳建华 马新啸 摘要：如何改善国企高管激励机制是新时期全面深化国企改革成败的关键一环。本文 以2008~2015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手工收集年报披露的前十大股东性质、持股比例 与委派高管的数据，分别从股权结构和高层治理两个维度衡量非国有股东参与国企治理的 程度，在此基础上，研究非国有股东治理如何影响国企高管的激励机制。研究发现：首先，单 纯的非国有股东持股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无显著影响，但非国有股东向国有企业委派高 管有利于改善国企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其次，非国有股东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提 升作用在竞争性国有企业和处于较低市场化程度地区的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最后，非国 有股东委派高管参与国企治理能有效抑制国企高管的超额薪酬和超额在职消费。以上结论 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不能仅停留在资本层面的混合，还需确保非国有股东在国企经营管理 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才能更好地发挥民营资本的监督和治理作用。 关键词：薪酬业绩敏感性 混合所有制改革 非国有股东 股权结构 委派高管 一、引言 近年来，在国有企业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国企高管薪酬无论作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 抑或社会性话题，关注度一直居高不下。由于中国国有企业存在“所有者缺位”、高管“半市 场化、半行政化”治理、较强的“内部人控制”等制度缺陷（卢锐等，2011），国企高管薪酬乱象 丛生。其中，国企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是否匹配成为公众质疑的焦点（方军雄，2009），不断 涌现的“天价薪酬”事件、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等痼疾也始终困扰着监管层。高管薪酬契约被 视为委托代理成本的一部分（吴育辉、吴世农，2010；权小锋等，2010），管理层权力观随之盛 行。在管理层权力观下，高管权力越大，薪酬越高；当面临不良的经营业绩时，管理层被解聘 或降薪的可能性越小（Shen et al.，2010）。因此，如何改善国企高管激励机制成为事关国企改 革成败的关键一环。 关于国企高管激励约束制度的改革，以往的监管思路习惯基于行政手段予以干预，政府 相继出台了各种旨在约束高管薪酬的制度（方军雄，2009，2011）。例如，2009年颁布的《关于 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首次明确规定国企高管薪酬上限不得超 过上年度央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30倍，被称为中国版“限薪令”。基于行政手段的高管薪 酬激励与约束制度的改革效果往往差强人意，并可能引发普遍的高管在职消费（陈冬华等， 2005；王曾等，2014）和高管腐败（陈信元等，2009；徐细雄、刘星，2013）等代理问题。 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下文简称《决定》）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对如何调整国有企业经理人薪 *本文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