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制还是对话——国际政治中的霸权话语分析.docVIP

???? 压制还是对话——国际政治中的霸权话语分析 　　内容提要　霸权话语是国际政治话语体系中最重要的形式之一。在近代，它主要表现为殖民主义话语如东方主义。在当代，它主要表现为新帝国主义话语，如美国外交中的国家分类学。霸权话语体现了霸权对非霸权的权力关系，霸权话语的目标是压制非霸权话语，使其边缘化，使其沉默无声，但是，霸权话语几乎处处遇到抵抗。当今世界是一个对话多于对抗的世界，霸权话语与非霸权话语需要走出压制与抵抗的恶性循环，在沟通与对话中承认差异，达成共识。 　　关键词　霸权话语 东方主义 新帝国主义 对话 　　英国哲学家卡尔·波谱把整个宇宙现象分为三个世界：一为物理实体世界;二为精神状态世界，如意识状态和无意识状态等;三是作为人类精神产物的知识世界。[1]波谱所谓的“知识世界”指的是人类对客观现实世界的精神成果，它们显然与语言和话语紧密相连。俄罗斯文艺理论家巴赫金认为，“语言、话语——几乎是人类生活的一切”[2]。人类世界并不是永恒沉默的寂静世界，而是一个充满声音甚至有些喧嚣的世界。国际政治亦如此，它不仅是一个刀光剑影的战场，也是一个话语的战场。 　　国际政治领域中充满着形形色色的话语，如美国对恐怖主义的宣战话语，朝鲜伊朗对美国霸权针锋相对的反抗话语，国际社会在印尼海啸后的同情话语，联合国对卢旺达大屠杀的愧疚话语，八国集团对环境问题的敷衍话语等等。在这个庞杂的话语体系中，存在着无数的“大型对话”与“微型对话”[3]，大型对话如西方列强与殖民地的话语论争，微型对话如美国与朝鲜关于核问题的话语交锋。本文主要探讨国际政治中霸权与非霸权的大型话语交锋，并分析霸权话语的权力逻辑和非霸权话语的抵抗策略。 　　权力与话语 　　话语始终体现为一种关系，它“是连结我和别人的桥梁，如果它一头系在我这里，那么另一头就系在对话者那里。话语是说话者跟对话者共同的领地。”[4]没有对话者的话语是没有意义的，也不可能得到传播，话语之中始终具有“我”与“他”之间的关系。当然，对话者与说话者之间并不一定是友善的、平等的对话关系，它们几乎时时刻刻处于紧张的权力关系之中。 　　揭示权力/话语关系的思想家主要是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福柯无疑是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主要的学术贡献就是深刻地阐述了权力与话语的关系。在《疯癫与文明》中，福柯通过文艺复兴之后西方社会对疯人的驱逐和隔离来实现理性对非理性的霸权，资产阶级代表理性的声音，而疯人代表非理性的声音，资产阶级对疯人的驱逐导致理性对非理性的话语霸权，非理性的疯人最终归于沉默。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继续沿着这一逻辑考察隐藏在学校、监狱等社会机构中的权力/话语关系，他认为关于学生和犯人的文字档案皆是权力的产物，皆体现出教师和狱警对学生与犯人的话语霸权。在《性史》中，福柯认为中世纪的修道院也是一个权力机构，它逼迫人们在忏悔仪式中说出关于性的话语，而在当代社会中，资产阶级为了维持统治权不得不实施优生优育的政策，从而制造了大量关于性的话语，因此，性话语与性科学也是权力的产物。福柯由此认为法学、教育学、儿童心理学等几乎所有人文学科都是权力制造的产物，它们并不是客观知识的体现。虽然福柯认为权力机构与知识的产生紧密相连，但他并不认为这些机构就是知识的来源。“我并不认为人文科学来自监狱，但是，如果说它们能够形成……那是因为它们是通过一种特殊而新颖的权力渠道而传送的”，所以，福柯事实上把这些规训机构视为知识来源的中介，它们是“权力/知识关系的盔甲”。[5] 由于每一门学科都是权力制造的产物，因此，福柯否定了知识和真理的客观性，他建议，“应该完全抛弃那种传统的想象，即只有在权力关系不发生作用的地方，知识才能存在……相反，我们应该承认，权力制造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6] 话语，作为知识的载体，当然也不可能是客观的，它体现的是社会权力关系。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受到福柯的影响，进一步揭示了语言与权力的关系。布迪厄话语理论批判的矛头是现代语言学大师索绪尔和乔姆斯基，他认为他们的语言理论忽视了语言产生的社会基础，任何合法语言都是国家体制所担保的某种符号权力的结果。布迪厄以法国大革命期间的语言统一过程来说明，法语上升为官方语言，是通过对其他地方性方言的排斥来实现的，它是社会政治权力运作的结果。[7] 不仅语言的产生与权力紧密相连，语言的推广和传播也是一个权力运作的过程，以国家行政权力为基础的教育制度如词典编撰、考试等都使官方语言合法化并将其向全国推广。更重要的是，布迪厄认为，语言的运用充分体现了权力的运作，人类的每一次语言交流都体现了权力关系，每一次语言的表达都应该视为一次权力行为。布迪厄还借用了一些经济学术语来建构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