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五辞听讼”浅析.pptVIP

中国古代“五辞听讼”浅析 内容提要 一.中国古代“五辞听讼”的历史嬗变 二.中国古代“五辞听讼”的起源和具体内容 三.中国古代“五辞听讼”的制度价值 一.中国古代“五辞听讼”的历史嬗变 （一）奴隶社会的“五听”制度 “五听”制度在我国源远流长，早在奴隶社会即已存在。《尚书·吕刑》记载：“听狱之两辞”，“两造具备，师听五辞，五辞简孚，正于五刑”，意思是说当时的司法官“断狱息讼”时，在要求原告和被告双方当事人都到齐后，应当认真听取诉讼双方的陈述，通过察看“五辞”的方法，审查判断其陈述是否确实，并据以对案件事实作出判断，进行定罪量刑。 《周礼·秋官·小司寇》中说：“古者取囚要辞，皆对坐。”在审讯时司法官要察言观色，所谓：“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观其出言，不直则烦），二曰色听（观其颜色，不直则赧然），三曰气听（观其气息，不直则喘），四曰耳听（观其听聆，不直则感），五曰目听（观其眸子，不直则眊[mào]然）。” （二）封建社会的“五听”制度 封建社会的法律承继了奴隶制社会“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的要求。 在秦朝，凡狱讯：“必先尽听其言而书之”，如果供词矛盾或情节陈述不清，可以反复讯问，如当事人多次变供“更言不服”者，可用刑讯，即“笞掠”。 汉代沿用“五听”之法。到了唐朝，五听制度进一步发展，为后世所继承。《唐律·断狱》规定：“诸应讯囚者，必先以情审查辞理，反复参验；犹未能决，事须讯问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讯”。《疏议》又注解：“察狱之官，先备五听，又验诸证信，事状疑似，犹不首实者，然后拷掠。” 宋承唐制，根据《宋刑统》规定：凡审理案件，应先以情审察辞理，反复参验；如果事状疑似，而当事人又不肯实供者，则采取拷掠以取得口供。 元朝要求司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以理推寻”，法官必须先行“问呵”、“讯呵”程序。依据该规则：“诸鞫问罪囚，必先参照元发事头，详审本人词理；研究合用证佐，追究可信显迹。若或事情疑似，赃状已明，而隐讳不招，须与连职官员，立案同署，依法拷问。其告指不明，无验证可据者，必须以理推寻，不得辄加拷掠。” 明朝“问刑官”进行审讯时，要求“观于颜色，审听情词”，对“其词语抗厉，颜色不动者，事理必真，若转换支吾，则比理亏。” 在清末的司法制度改革中，由于张之洞、刘坤一等人上书建议废除刑讯。这一改革直接导致了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改革，明确限制刑讯逼供，产生了据众证定罪的原则。由此，口供不再是刑事诉讼中最重要的证，而只是作为证据中的一种来发挥作用，再加上举证责任和司法分工的明确以及自由心证的采取，昭示着中国的司法制度正逐步向近现代法治转变。 二.中国古代的“五辞听讼”的起源和具体内容 （一）“五辞听讼”的起源. 1、“五辞” 据文献记载，五辞最早见于《尚书·吕刑》： 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 根据孔颖达的《尚书正义》的注疏： “有邦国、有土地诸侯国君等，告汝以善用刑之道。在於今日，汝安百姓兆民之道，何所选择？非惟选择善人乎？何所敬慎？非惟敬慎五刑乎？何所谋度？非惟度及世之用刑轻重所宜乎”即教诸侯以断狱之法。“凡断狱者，必令囚之与证两皆来至。囚证具备，取其言语，乃与众狱官共听其入五刑之辞。其五刑之辞简核，信实有罪，则正之於五刑，以五刑之罪罪其身也。五刑之辞不如众所简核，不合入五刑，则正之於五罚。罚谓其取赎也。於五罚论之，又有辞不服，则正之於五过，过失可宥，则教宥之。从刑入罚，从罚入过。此五过之所病者，惟尝同官位，惟诈反囚辞，惟内亲用事，惟行货枉法，惟旧相往来。以此五病出入人罪，其罪与犯法者均。其当清证审察，能使五者不行，乃为能耳。 因此，“五辞”是五刑之辞，换言之，就是当事人与证人的供述或证言证词。 如果根据清代文史学家孙星衍疏：“五辞，即五听也。《周礼·小司寇》职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 三曰气听，观其气息，不直则喘。○喘，昌兖反。 　　[疏]注“观其”至“则喘”○释曰：虚本心知，气从内发，理既不直，吐气则喘。 　 　　四曰耳听，观其听聆，不直则惑。○聆，音零。 　　[疏]注“观其”至“则惑”○释曰：《尚书》云：“作德心逸日休，作伪心劳日拙。”观其事直，听物明审，其理不直，听物致疑。 　 　　五曰目听。观其眸子视，不直则毦然。○眸，莫侯反，刘无不反。眊，莫报反，本又作旄同。 　　[疏]注“观其”至“毦然”○释曰：目为心视，视由心起，理若直实，视盻分明，理若虚陈，视乃眊乱。　 2、“五辞听讼” 就《周礼·秋官·小司寇》记载：小司寇之职，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