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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城市变迁 古老城邑 众所周知，至今西安建城已有3100年，北京建城3000年，广州建城2000年，上海则只有700年，而天津仅600年，唯独武汉可上溯至3500年前。武汉是名符其实从深邃历史隧道走来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盘龙城，这座3500年前的商代古城邑正是这个事实的证明。从盘龙城出土的青铜兵器、陶器和竹木漆器等作坊遗迹，以及大型的码头遗址来看，盘龙城是商代早中期江汉流域的重要交通枢纽和货物集散中心，同时还是军事和政治中心。其文化内涵的主体部分与中原同期文化属性一致，可以说明盘龙城是商人南下扩展疆土所筑，也成为了长江流域文明和黄河流域文明融合到一起的一个突破口，是中华古文明相统一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盘龙城是考古界公认的“中国古城标本”，不仅改写了商代历史，也昂然入选“20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它的保护开发引起各界关注，并被列为文化强市的重点项目。盘龙城，开启了武汉的城市文明史。它是武汉城市之根，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就是第一个“武汉”。 东汉将尽，三国欲启之际，又有两座城池在龟蛇两山崛起，分别是龟山的卻月城和蛇山的夏口城，开启了武汉历史上的“双城记”。唐宋时期，大量北人南迁促进了武汉地区的发展，一度繁华可与汴京（杭州）、建康（南京）相媲美。南宋诗人陆游在《入蜀记》就曾写下“市邑雄富，列肆繁错，城外南市亦数里，虽钱塘、建康不能过，隐然一大都会也。”来描写武昌的繁华。元代全国设十三行省，湖广行省的管辖范围为今天的湖北、湖南、广西和广东、贵州的一部分，是全国最大的行省，其治所即在武昌。朱元璋起兵攻克武昌时，第六子朱桢出生，因而朱桢长大后被明太祖分封到武昌做楚王，武昌因此得到扩建，成为南方最大的城池之一。 武汉，古老城邑，万象生辉。 战略要冲 “镇”在古代指重兵驻守且兵家必争的要地。武汉之所以被称为“镇”，就是因为其地处北上南下、西进东征的咽喉要道，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 武汉，长江、汉江在此交汇，汉江直通关中腹地，北方铁骑沿汉江经襄阳南下便可入江，再顺江而下即能剑指江南，历史上南下东征多是沿袭了此进攻战略，晋灭东吴、元朝伐宋等无出其外；南连八百里洞庭，沿湘江直下即可到达南粤之地；西接江汉平原，能够提供战争需要的粮草；北出武胜关，迅速能进入中原地区。 春秋战国时期，武汉即是楚国伐吴的军事门户。东汉末年，汉阳筑有卻月城，由刘表大将黄祖驻守，东吴也在武昌筑夏口城，形成对峙之势。赤壁之战时，武汉地区自然成为水陆操戈的主要战场之一。随后，孙权为了与刘备争夺荆州，将都城迁至鄂县（今鄂州），并更名“武昌”，取“武治则昌”之意，武昌之名即来源于此。南北朝对立时，宋、齐、梁、陈各代都视“湖北、鄂、岳最为上流要害”，把武汉地区作为扼守上游、屏障江南、争夺中原的攻守重地。 南宋时，岳飞屯兵武昌8年，封武昌开国侯，并在此兴师北伐，连克洛阳、郑州等地，逼近开封，但此时高宗、秦桧一心求和，一天发十二道金牌勒令岳飞退兵，岳飞被迫回师，随后即被冤杀。在武昌期间，他写成千古名词《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表达了他誓死抗金，收复失地的决心。之后蒙古兴起，灭金建立元朝，最后元军经襄阳攻占武汉，再下建康(今南京)灭南宋。 元末，朱元璋与陈友谅在武汉决战获胜，为其建立明王朝奠定了基础。清咸丰年间，太平军由岳阳沿江而下攻克武昌，震动清廷。太平军在武汉极大地扩充了军事实力，水陆齐进一举占领南京，建立了太平天国。以后，太平军和清军为控制长江中游地区，反复争夺武汉。故近代有“东南形势金陵为险，天下大局武汉为重”之说。 抗日战争时期，在南京沦陷后，日军把攻占武汉、广州作为战略目标，武汉会战爆发， 1938年10月底武汉沦陷，从此日军无力继续战略进攻，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从古至今，一次又一次的军事对抗证明此地的重要性不能局限在小范围内考虑，而是要放之于全局谋划，就是因为武汉是战略之要冲。 天下名镇 历史上，汉口，汉阳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同步发展的。直至明代成化十年（公元1474年）汉水改道从龟山北麓入江以后，汉口才独立发展，嘉靖年间（1522年至1566年）汉阳县设置了汉口镇。很快，汉口以天赐之地利迅猛发展，至明末清初，已成为全国四大名镇之一。 汉口设镇后，来自徽州、山西、陕西、江西等各帮商人纷纷前来经营，泊岸码头应运而生，商贾云集，帆樯相属，不分日夜，以盐、典当、米、木材、棉布、药材为六大行业，发展到上下二十里的规模，主要街道汉正街上起硚口，下到堤口(四官殿）。时天下四大名镇， 广东佛山镇，以冶铁业发迹；江西景德镇，以陶瓷业扬名；河南朱仙镇，以集商贾繁兴，湖北汉口镇，以“船码头”著称。当时的汉口已成为全国性的水陆交通枢纽，以致于动关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影响所系，范围更大。 此时，汉口已是“户口二十余万，五方杂处，百艺俱全”之“楚中第一繁盛处”。得两江交汇之利的汉口，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