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九品官人法之上品的演变与起家官制度.docxVIP

魏晋九品官人法之上品的演变与起家官制度 　　摘 要：由于社会的变迁和政治制度的嬗变，魏晋时期九品官人法之上品的含义有一个演变过程——在曹魏和西晋前期，它指一品至三品;在西晋后期和东晋南朝，它指一品和二品。在晋惠帝元康中期，政府出台了“以二品系资”的规定，即清显官职需要由乡品二品者出任。此后三品逐渐被挤出上品的行列，只有二品以上才属于上品。“灼然二品”“二品之精”“灼然”“门第二品”“二品才堪”等并不是二品的别称。在曹魏和西晋，门第高低不同的士族也并没有同列二品。门第高者其乡品相应就高，其起家官品相应也高;门第低者其乡品相应就低，其起家官品相应也低。士族的门第、乡品与起家官品三者基本一致，这才是当时基本的社会规则与制度规定。 　　关键词：九品官人法;魏晋;上品;起家官制度　　　　　　九品官人法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在当时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中外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由于史料的匮乏和对史料解读的见智见仁，有些观点还存在分歧，有些见解似是而非，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例如，有学者认为九品官人法的上品专指二品，这一观点可能不妥;而学者对上品的误解，又导致了对“灼然二品”“灼然”“门第二品”“二品才堪”的误读，进而造成对两晋门阀士族的划分以及对魏晋上品与起家官品层次的认识都欠妥。本文拟对这一制度有关上品与二品以及对应的起家官品等几个问题，提出一些不同见解，敬请专家批评和指教。　　一、“上品”的含义及其演变　　九品官人法创立后，担任中正者对人才的评定，划分为九个品级。对于这些品级，当时有“上品”的称呼。对于上品的含义，学者们有三种不同的见解。唐长孺先生认为：“二品亦即上品。”　　唐长孺：《九品中正制度试释》，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111页。　　张旭华先生也说：“魏晋时乡品在三品以下者（即‘下品’）”，上品“特指二品”。陈长琦先生则提出：“在曹魏创立九品官人法之初，具有九品中的一、二、三品即属于上等资品的人”，即“一到三品都属于上品”。黄惠贤先生则说：“二品、三品属于上品。”　　笔者认为，陈先生的观点更合乎实际。由于社会的变迁和政治制度的嬗变，上品的含义有一个演变过程——在曹魏和西晋前期它指一品、二品和三品，在西晋后期和东晋南朝它指一品和二品。下文就结合有关史料对“二品亦即上品”的观点予以辨析，并对上品的含义及其演变予以考证。　　《宋书》记载：“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还，遂成卑庶。”　　东晋前将军温峤奏军国要务，其第六条说：“使命愈远，益宜得才，宣扬王化，延誉四方。人情不乐，遂取卑品之人，亏辱国命，生长患害。故宜重其选，不可减二千石见居二品者。”　　唐长孺先生据此得出结论：“只有二品才是上品……三品以下都是卑品。”　　这一觀点毫无疑问是完全正确的。但以上史料反映的是东晋南朝的社会状况，由于社会的发展变迁，我们不能据此推断，在曹魏和西晋前期也是如此。因为上品指代二品的事例都发生在西晋后期。“及刘沈为（燕）国大中正，元康中，进（霍）原为二品，司徒不过，沈乃上表理之。诏下司徒参论，中书监张华、令陈准奏为上品，诏可。”　　《晋书》卷94《霍原传》，第2435页。按，中华书局校点本为“中书监张华令陈准奏为上品”，这容易让人产生误解，认为是张华指使陈准上奏，标点有误，今迳改。　　唐长孺先生说：“这是西晋初期之事。”　　这一论断有失准确。张华任中书监在元康元年（291）六月至六年正月，陈准任中书令在元康五年十二月至永康元年（300）八月。因此，刘沈举霍原为寒素在元康五年（294）十二月至六年正月期间，元康共九年，这与“元康中”恰好吻合。西晋存在的时间为泰始元年（265）至建兴五年（317），因此这个事件属于西晋后期。《世说新语·贤媛篇》刘孝标注引王隐《晋书》：“后（羊）晫为十郡中正，举（陶）侃为鄱阳小中正，始得上品也。”　　陶侃获得上品的时间可考。武冈县令陶侃“弃官归，为郡小中正。会刘弘为荆州刺史，将之官，辟侃为南蛮长史”。刘弘出任荆州刺史在晋惠帝太安二年（303）六月，陶侃获得乡品二品在此前不久。根据以上两个事例可知，上品指二品发生在西晋惠帝时期。　　在曹魏和西晋前期，按照上上、上中、上下一直到下下的九等分类法，三品以上应该都属于上品。对此我们可以举出以下四个证据：其一，唐朝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记载，阎立德和阎立本兄弟都是“上品下”，并认为“二阎同在上品”。由此可知，直到唐朝初期，对画家的品评第三品以上都属于上品。其二，赵王司马伦称帝后，齐王司马冏举兵讨伐，进攻洛阳，孙秀“使京城四品以下子弟年十五以上，皆诣司隶（校尉），从（司马）伦出战”。此处的“四品”指中正品第。孙秀征发兵役，豁免的对象是三品以上士族子弟，而不是二品以上，据此不难推测，三品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