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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教育变革中的家风嬗变史学毕业论文 正文 摘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在中国传统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家是个体的外围扩展，家门里面是私事，外人干涉不得；家同时又是社会的最基本单位，家国同构，有其国必有其家。所以，家是连接个体与社会群体的重要中介，而反映家庭风气的家风，也正是在个体风格 关键字：晚清,教育,变革,中的,家风,嬗变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在中国传统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家是个体的外围扩展，家门里面是私事，外人干涉不得；家同时又是社会的最基本单位，家国同构，有其国必有其家。所以，家是连接个体与社会群体的重要中介，而反映家庭风气的家风，也正是在个体风格和群体的民风社风的相互作用下影响、生成、维系、嬗变，或代代相承，或革故鼎新。 在农业文明数千年稳固发展的古代中国，传统的士农工商社会曾经生发出“耕读世家”“忠厚传家”“勤俭”“忠孝”“和气”“清廉”等许多令世人欣赏和认同的门第家风。这些优良的门第家风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也进一步构建和支撑了古代传统价值观的稳定和传承。 然而，工业文明注定要主导世界。当陆续完成工业革命的西方列强在坚船利炮的支持下闯入中国，传统的东方式农业文明迅速土崩瓦解，中国日益成为世界化生产的一部分。新的生产方式、新的价值观念，深刻地影响着数千年来颠扑不破的门风家风。曾经被封为家庭金科玉律的“耕读之风”“箕裘之风”“清贫之风”“谦抑之风”等，无一不受到剧烈地冲击而被迫进行转换、变革。 而在晚清这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对家风冲击最直接也是最主要的，要数晚清教育变革。 科举改革与耕读之风 “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这则已经不知来历的对联所代表的“耕读之风”，堪称我国影响最大、流传最广、历史最久的家风。耕读之风大约起源于什么时候，已经难有确切年月可考。我们的祖先很早就认识到了耕作对家庭的重要性，如《颜氏家训》有言：“夫食为民天，民非食不生矣。三日不粒，父子不能相存。耕种之，薅锄之，刈获之，载积之，打拂之，簸扬之，凡几涉手而入仓廪，安可轻农事而贵末业哉！”但是耕读之风的形成，却不应以家庭重“耕”意识之形成来界定，因为这是整个农业文明的底色，而应以家庭重“读”思维的定型为标志。在朝代上来看，耕读之风的形成大约在两宋时期。 在两宋之前，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规家训大体讲究如何在行为上勤俭谦抑，战战兢兢，“居高者畏其危，处满惧其盈”，以保全其身其家。汉末六朝时局动荡，世家大族，旦夕祸福，风云难测，故常常生人生无常、家国沧桑之感慨。而到了宋代，时局安定，文风大盛，尤其是科举取士日多，制度日渐成熟，“读书”成为当时家庭共有的自觉意识，耕读之风最终形成。南宋陆游在《放翁家训》中说道：“子孙才分有限，无如之何，然不可不使读书。贫则教训童稚，以给衣食，但书种不绝足矣。”与陆游同一时代的袁采也在《袁氏世范》中说：“大抵富贵之家，教子弟读书，固欲其取科第，及深究圣贤言行之精微。然命有穷达，性有昏明，不可责其必到，尤不可因其不到而使之废学。 这种形成于宋代的耕读之风，附丽于元明清三代稳定繁荣的科举制度，一直持续到晚清，形成了源远流长的“耕读传家”的家风传统。明代大儒吕坤在其《孝睦房训辞》中起首一句便是：“传家两字，日读与耕。”直到近人冯友兰在其《三松堂自序》中还自述：“说到秀才，母亲深深知道这个功名的分量。她常对我们说，你父亲听某一个名人说过，不希望子孙代代出翰林，只希望子孙代代有一个秀才。父亲解释说，这话很有道理。子孙代代出翰林，这是不可能的事。至于在子孙中代代有个秀才，这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这表示你这一家的书香门第接下去了，可以成为‘耕读传家’了。 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之后，部分先知先觉的国人越来越认识到了科举尤其是八股取士制度对于人才的戕害，改革科举的呼声日高。1888年，戌子科增开算学一门，算学开始步入正途。甲午战败，举国震惊，改革逐渐成为国民共识。1897年，贵州学政严修奏开经济特科，次年得旨允行，成为戊戌变法最初的起点。然而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尚未开花结果的经济特科即夭折。 科举制度并没有被根本撼动，耕读之风依旧。在此局势下，即便是思想先进者如奏开经济特科的严修本人，在变法失败之后的次年，当直隶学政案临天津时，也不能免俗地把长子送去参加院试，以期博得一个最初等的秀才功名。 随着清末新政的日益扩展，1905年，清政府正式废除科举取士制度，学校成为读书人的新途径。然而，新型学校制度下的读书人和科举制度下的读书人已经迥然不同。 在科举制度下，读书是一门专门的职业，没有功名可以一直考功名，考上了功名，就迈入“士”阶层，达则出门做官，穷则闭门读书。而新型学校制度之下，不仅学有年限，而且学有分科，读书只是作为职业的准备，成了未成年人专属的事情。原本作为家庭内老中青少所有成员共同分享和体认的“读书”，在科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