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宝》赏析 蒲松龄（——），字留仙，一字剑臣，号柳泉。山东 .doc

PAGE PAGE 1 《阿宝》赏析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一字剑臣，号柳泉。山东淄川人。十九岁应童子试，以县、府、道第一补博士弟子员，受知于时人施闰章。少年与同邑李希梅诸先生结郢中诗社，以风雅道义相劘切，始终一节无少间。然而久困场屋，以诸生受徒，舌耕数十年。曾一度幕游宝应、高邮等地。康熙五十年（已时年71岁）援例为岁贡生。新城王士禛素奇其才，谓非常流辈能及。“先生性朴厚，笃交游，重名义，而孤介峭直，尤不能与时相俯仰”。“生平之侘傺失志，濩落郁塞，俯仰实事，悲愤感慨，又有以激发其志气，故其文章颖发苕竖，诡恢魁垒，用能绝去町畦，自成一家”。生平诗词、古文、小说、戏曲、杂著等颇富，尤以小说《聊斋志异》脍炙人口，传钞殆遍。生平事迹可见《国朝耆献类征》卷四三一；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蒲箬《祭父文》、《柳泉公行述》；《山东通志》及《淄川县志》等。今人路大荒著有《蒲柳泉先生年谱》。 《聊斋志异》现存的版本主要有“手稿本”，仅存上半部；乾隆十六年(1752)铸雪斋抄本；乾隆三十一年(1766)青柯亭刻本，即一般通行本的底本。一九六二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会校会注会评本，世称“三会本”采录最为完备，共收作品四百九十一篇。 我国文言小说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盛行，出现了大量志怪、志人小说。至唐人传奇“有意为小说”，取得很高的成就。中经宋、元时期，白话小说开始发展，文言小说渐至滑落。虽然数量不少，但除了无名氏的《李师师外传》、张实的《流红记》、宋梅洞的《娇红记》等少数作品外，大部分正如鲁迅所说，其“为志怪，既平实而乏文采，其传奇，又多托往事而避近闻，拟古且远不逮，更无独创之可言矣”(《中国小说史略》)。明代创作传奇和志怪小说的风气复炽，出现的作品更多，较著名的有瞿佑的《剪灯新话》、李昌祺的《剪灯馀话》、邵景瞻的《觅灯因话》等，但思想和艺术仍没有超越前人的水平。直至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创造性地继承了文言小说的传统，“用传奇法而以志怪”，使我国文言小说经历披沙拣金而最终登顶，成为文言小说成绩最高者。 《聊斋志异》近500篇作品中，有涉官场、有涉爱情、有涉科举，余者为“志异”。《阿宝》是有涉爱情中的佼佼者。 故事以“难题求婚”母题形式展开——孙子楚由于“有枝指”、“痴”求婚被难，后孙子楚 “去枝指”、“去痴” 克服二难题与阿宝成婚。只不过孙子楚克服难题不是依靠所谓的书生才华，而是靠自己的痴情专一。为世人所笑的“痴”反被蒲松龄演绎为一段动人的爱情传奇，故《阿宝》在爱情题材中卓然异色，主要有二： 一是阿宝与孙子楚两情相悦，两心相契，在现实的无奈面前灵魂出窍，附体鹦鹉。故事情节离奇虚妄，题材仍为志怪。从“奇”的角度看，与六朝志怪及唐传奇中的某些作品颇为相同。《聊斋志异》中尚有许多花妖狐媚怪异之事亦是如此。但就文学创作的角度看，它们之间则有实质性的区别：《聊斋志异》前的志怪是以“怪”为指归，把怪异作实事去对待。这正如鲁迅指出“盖益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中国小说史略》22篇）而蒲松龄则“独于详尽之外，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阿宝作为富豪闺秀，要求孙子楚“去枝指”、“去痴”，本指望其危难而退；后被孙子楚痴情感动，灵魂出窍，附体鹦鹉以及后之还魂，无不符合“人情伦次”，正如冯镇峦《读聊斋杂说》所言“试观《聊斋》说鬼狐，即以人事之伦次，百物之性情说之。说得极圆，不出情理之外；说得极巧，恰在人人意愿之中。虽其间亦有意为补接，凭空捏造处，亦有大段吃力处，然却喜其不甚露痕迹牵强之形，故所以能令人人首肯也。”正因为如此，阿宝作为文学形象摆脱了“语怪”面目，也摆脱了“怪”的刺激。生活的具象形态和生活逻辑规律，“花妖狐媚颇具人情”，能够被读者所接纳，“使人忘为异类”，读者审美中“怪”的刺激少。这样便极大地缩小了作家文学语象与读者视野中生活物象的差距，确认了文言小说中的形象构成要素也应当是情节——性格为主题逻辑，使之成为文言小说叙述表达的最优选择。 二是孙子楚的“痴”，几被世人讥笑为说梦痴人。然孙子楚却因“痴”得福，痴人天佑。作品不仅写出了阿宝与孙子楚圆满的爱情结局，而且写出了“痴”、“拙”、“愚”、“巧”的辨证道理，有针对世风，寄托“孤愤”的一面。但明伦评价《阿宝》：“闻戏言而断指，此为真痴。而忽而离魂，忽而化鸟，自我得依芳泽，使彼深篆中心。只鸟飞来，息壤在彼，遂令高自位置者，戏语成真，甘蓬茆而安藜藿；且以痴报痴，至以身殉。人鬼相隔，且感此痴，痴亦何负于人哉？尝谓天下之为人臣、为人子、为人弟、为人友者，果能以至诚之心处之，天下不复有难处之事矣。痴顾可少乎！”（段庸生 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