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书评合集PDF打印版.pdfVIP

学 海 无 涯 在《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1]中，我曾几次讨论到 “国家政权建设”。 那项工作的一个目标是，置疑一个主流性的研究路径：用 “国家政权建设”作为影 响乡村社会变迁的基本动因，或者，将中国乡村社会呈现的种种性质，认识为 “国 家政权建设”的后果。的确，从世界历史范围来看，民族国家和各种国家体系的建 构（state building），是近代社会的主导过程之一，它对很多社会过程发生了前所 未有的影响。不过我认为，在面对中国材料的分析中， “国家政权建设”是否可以 令人信服地解释基层社会的种种现象，仍然是一个可以讨论的开放性问题。国家政 权建设在中国的 “实践”是否（确实）是针对它（在源初意义上）特指的一些基本 问题？它是否企图根据不同于以往的原则和机制将社会重新组织起来？辨明这些问 题不仅关系到经验证据的支持，也关系到对这个术语包含的若干规范标准的理解， 即，我们的研究工作是在什么意义、什么标准上使用这个观念的？《基层政权》通 过经验证据检讨了这个概念框架的解释能力，但没有给出 “国家政权建设”的规范 性内涵。也许，我假定人们已经了解了这个术语的规范性意义，而且这种了解和我 本人的认识一致，遂把它作为一种无须交代的知识前提使用。我现在认识到，作为 下一步研究的工作准备，把这个知识前提做一番清理是必要的。鉴于此，在我目前 所及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将就上述主题进行回顾和规范性讨论，暂不涉及任何具体 的案例材料。 （一） 在关于中国的分析中，我们似乎首先是从 “后果”研究中发现 “国家政权建 设”这个观念的。一些相当有影响的作品，都或多或少地以 “国家政权建设”作为 前提，来说明中国基层社会近代以来的变化。这个视角的基本方向，在于认识近代 以来的中国 “国家政权建设”对于基层社会结构的影响。其中特别有影响的 “士 绅”解体研究，充分地运用了这个框架，它的表现形式是，研究者在解释近代 “士 绅没落、乡村衰败”的问题上，将目光离开士绅本身，扩展到士绅所处的宏观社会 变动、特别是近代以来国家构成的背景中去。 在学者的使用中，国家政权建设不仅具有近代历史观的意义──即认为伴随着 近代社会变迁过程，发生了一个国家权力的向下扩展现象，而且还有分析工具的意 义──即认为，它的规范性内涵可以扩展用来观察中国社会的变动。这个变动在近 代的一个引人注目后果，就是士绅社会在国家政权扩张的打击下逐步解体。 “士绅 研究”的一些基本结论集中地反映在 Joseph W. Esherick 和 Amary Backus Rankin 所编的文集中。 [2] 这类研究的关注点在地方领袖和精英的活动背景，它的中心问 题，是了解地方精英通过什么方式进入国家体制，或者说，他们是怎样、透过什么 机制被整合到国家权威中去的。这几乎是关于 1949 年以前基层士绅行为的讨论主 题，很明显，这种研究假定，近代中国存在着一个宏观的整合过程，它同时也是国 家权威中心的建构过程。这个过程如同一个巨大的马达，搅动着社会生活的行动方 向，决定着社会成员、包括地方精英的命运。这些地方精英曾经位于基层社会的整 合中心： “在西方，国家权威结构和精英权威结构是两分的，精英需要寻找其它手段再 造权威并扩大自己需要的荣誉。但在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由精英控制着地方权威结 构，原因是社区发展和精英本身的需要。精英总是设法垄断权力，同时社区也需要 精英加入权威结构，一些社会管治需要利用精英的资源－福利，享受、闲暇和影响 等等。于是，给予精英行政权力帮助了社区结构运转，而精英的进入使权威结构得 1 学 海 无 涯 到信誉，同时使地方社会趋向稳定” （Prasenjit Duara, 1990，p264）。 但是外部社会的发展破坏了传统的士绅升迁结构，使传统精英的地位下降。这 种影响的基本结果是：造成士绅成分及其责任的变化，使得地方的整合力量被削弱。 首先是他们的来源发生了变化，精英由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员，转变为交易 性的中介人充当。这引起了社区关系变化：原本必须经过士绅自己的努力──在家 族中建立象征资本、承担博爱和其它社区任务、提供基本的社区需要，提供保护所 需的庇护关系，建立社会领袖之公共身份，因而在地方社会取得广泛的统治合法性， 等等。以往这种庇护关系发生的条件是，控制生产及主要农业资源的团体发育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