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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县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工作情况调研报告 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强调，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决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XX县持之以恒查纠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坚决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确保中央八项规定及实施细则精神化风成俗，推动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落实。XX年以来，XX县共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X件，给予党政纪处分X人，组织处理X人。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在工作中也发现一些问题，经过梳理和思考，提出以下对策和建议。 一、问题表现 当前，在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过程中，发现一些不良倾向值得警惕，主要表现为五种“病症”： 一是“推卸症”，与己无关他人错。部分基层单位和个人认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都是上级造成的，产生与己无关的思想。将文件过多、考核过多、会议过多归罪于上级造成的，而将自己置身事外，“坐在墙根”指责别人。这些人虽然心里不想搞形式主义，嘴上喊着不愿搞形式主义，而实际工作上不思考、怕担当，仍然层层向基层加码。 二是“庸懒症”，借机萎靡不作为。以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当“挡箭牌”，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借机产生思想懈怠，行动迟缓庸懒症，工作不作为、慢作为等新问题。这不想做了，那也不愿搞了，甚至出现不讲政治，思想觉悟放松，该执行上级精神和部署的不执行，该参加的会议不参加，工作推萎扯皮等现象。 三是“变异症”，奇妙对策换花招。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产生“抗体”，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断隐形变异，千方百计换方式规避整治，屡禁不止。 四是“顽固症”，软抵硬杠拒执行。少数领导干部以“官油子”形象当顽固派，善于“油”而无痕，很难抓住他们的“尾巴”，也善于打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好定性、难以收集证据的“擦边球”，找理由、作选择，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整治工作推动缓慢，甚至充耳不闻，我行我素，拒不执行。 五是“泛化症”，过宽过严问责滥。“形式主义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搞“一刀切”泛化式问责，产生“三过”现象：其一，范围过广。没有聚焦主职主责，将问责范围片面扩大化，“蝗虫吃过界”，管得太宽，耗费精力。要抓住问题关键，分级监督、有力整治。其二，标准过严。通过调研发现，有的部门过分强调本部门或者自己分管的工作，按照最高上限进行管理和操作，工作安排不接地气，要求太高，基层无法落实被逼造假，跟着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错误。因此，我们整治工作，不能不切实际，一边整治一边也犯新形式主义错误，而要认真把握标准，慎重定性，有针对性的选取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突破口。其三，力度过大。法不责众，问责要有导向性，问责不是目的，震慑和教育才是根本所在。问责要实事求是，不能因问责不精准，干扰了业务工作，影响了干部干事激情和经济发展，得不偿失。 二、治理难点 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工作实践中存在“四难”阻点，影响治理成效。 一是实际认定难。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具有隐蔽性，在认定中存在“三难”：其一，尺度把握难。有些工作必须要一定的形式推进，比如，召开支部主题党日，要集体唱国歌；召开运动会必须有开幕式，但形式多了，成了负担和累赘，就是形式主义，关键是哪些是推动工作的必要形式，哪些是成为过分负担的形式主义，这个度难把握。其二，标准界定难。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整治工作中，虽然中央纪委和省纪委从大的方向进行了“画像”，但每个地方、每个单位环境不同、业务不同、情况不同，不能“一刀切”。因此，具体到哪些会议该召开，该怎样合理召开，哪些考核细则合理，哪些是负担，很多人有不同理解，也有不同理由去辩解。这个标准难界定。其三，真假辩别难。形式主义的产生与官僚作风有关，而官僚作风某种因素上打着政治口号，与领导机关、领导干部推进工作、落实决策部署存在内在联系，实际认定上不好把握尺度与界限。 二是证据固定难。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很多是在工作过程当中发生的，往往只有过程而没有实体，最终很多证据难以固定。取证“难”在于三个方面：其一，善于伪装，难发现。部分单位为了不被发现问题，精心伪装换花样，从“面上”转为“地下”，这些隐蔽的手段有些无法保存证据，造成取证难。其二，怕打击报复，不敢言。下级单位敢怒不敢言，调查取证时，怕得罪领导“穿小鞋”，基层干部不配合，调查取证难。其三，同流合污，心不宣。调研设计精品路线问题，其实调研者心里默认，设计者心照不宣。因此，基层调研虚有其表，调查取证时，彼此“攻守同盟”、相互遮丑，很难攻破。 三是过程监管难。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每一级、每一个单位都有，各级纪检监察组织和群众在具体过程中很难监督。上级问题，不敢监督。出于上下级关系，下级怕得罪上级，不敢监督。同级问题，不便监督。纪委监督同级党委、政府不好监督，特别是涉及到具体业务，纪委不便插手同级其它部门业务工作，比如业务性的考核细则不科学、不合理，纪委不好监管。下级问题，不好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