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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管理论文：上市家族企业独立董事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管理分析——基于家族涉入视角 本文是一篇企业管理论文，本文主要从家族涉入的角度出发考察家族企业独立董事对高管薪酬契约的影响作用，选取 2014 年至 2017 年 A 股上市的家族企业为样本数据，从独立董事规模和特征，分析了独立董事比例、海外背景以及财务背景对高管薪酬和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同时考察了不同家族涉入情况以及家族分类情况下的差异。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独立董事比例和独立董事的财务背景显著提高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独立董事海外背景反而降低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在替换高管薪酬和业绩衡量指标之后，结论仍然一致。说明独立董事比例越高，在董事会中的话语权也更大，能做出更加客观公正的决策和有效的发挥治理作用，而具有财务背景的独立董事因为本身的专业优势，对于公司业绩指标和财务情况比较敏感，善于发现不合理的薪酬制度，及时制止高管的自利行为，保证高管薪酬和业绩挂钩。另外，海外背景的独立董事并没有起到有效的监督治理作用，反而提高了高管薪酬以及降低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是因为海外背景的独立董事常年受国外环境和文化的影响，对国内家族企业不甚了解，难以实际深入家族企业治理，但是在将业绩作为因变量时，聘任具有海外背景时，提高了公司财务业绩，说明具有海外背景的独立董事的治理作用有限，主要体现在咨询功能上，弱化了监督职能，家族企业由于控股股东的存在，在聘任海外背景的时候，主要是看中其在国外学习到的先进的管理经验，以帮助进一步提升公司绩效。 第一章 绪论  一、研究背景 家族企业作为世界普遍存在的企业组织形态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且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在财政税收、扩大就业和财富创造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美国，家族企业创造了 60%的 GDP，也为美国就业人群提供了近 78%的工作机会。在欧洲，英国家族企业占比为 65%，法国和德国的家族企业比例更高，达到了 75%。在亚洲，印度家族企业贡献了近三分之二的 GDP。这些数据都显示了家族企业已经进入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与国外相比，我国家族企业发展较为缓慢，自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有利的社会环境推动了我国民营家族企业不断崛起，至此家族企业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也发展成为我国重要的微观经济主体。2016 年中国民营上市公司总数占上市公司总数的比例为 65.11%，其中有 94.56%为家族企业，而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19》数据显示，2018 年我国城镇私营企业就业人数为 13952 万人，乡村私营企业就业人数为 7424 万人，可见我国家族企业在扩大就业和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虽然家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家族企业管理制度相对落后，缺乏有利的资源，内部治理结构还不够完善，往往难以摆脱“三代而终”的命运（Neckebrouck, 2018）[1]。国内上市家族企业存在着复杂的“双重三层”委托代理问题，除了股东和经理人之间的第一重代理问题，还存在着控股股东和社会中小股东之间的第二重代理问题，而第一重代理问题又可分为两个层面，业主与家族经理人以及业主和职业经理人（王明琳，2006）[2]。根据有效契约理论，高管薪酬一直被认为是解决所有者与管理层之间代理问题的重要手段，在薪酬激励的作用下，可以驱使管理层的效用函数与股东利益一致，从而缓解两者之间的代理矛盾，降低代理成本（米江，2016）[3]。但是，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天价薪酬的事件层出不穷，屡见报端，高管薪酬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李豫湘和米江，2016）[4]。独立董事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参与力量，是否能够对高管薪酬发挥有效的监督或咨询作用，一直是实务界和理论界讨论的重点问题（雷倩华等，2017）[5]。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一）研究目的 虽然家族企业发展迅速、已呈现欣欣向荣的趋势，但是最早关于家族企业的研究并不被人们看成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话题，几乎被人们忽略了（储小平，2000）[14]，没有得到理论界和学者们的重视，直到上世纪末对于家族企业的研究才逐渐增多。目前，关于独立董事对家族企业高管薪酬影响的研究中，基本都是将独立董事作为控制变量进行研究，且大多采用“独立董事比例”这一单一指标，具体的独立董事在其中究竟起什么作用，尚未得到解答。本文试图从薪酬契约的角度，选取独立董事比例、海外背景和财务背景，研究独立董事对家族企业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同时考察这种影响在家族经理人和职业经理人、自然人上市公司和狭义家族企业不同情况下的差异性。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