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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律令制的演变看唐宋间的变革 前 言 律令与礼刑关系的研究， 在 《中国法制史》专书中多少都会触及，但是 一般只由律或刑或法的角度入手， 较少注意 到「令」的问题，更遑论律与「令」，或律 令与礼刑的关系。笔者以为从中国法制史 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时，宜格外注意春秋 到战国、晋唐时期以及清末民初三个时段。 春秋到战国，是礼崩与成文法典发生时期， 成文法典从此以后逐渐走向详备，但礼崩现 象，贝U该问到何时礼的秩序才可下达庶民？ 此事牵涉到汉以后儒术独尊影响至民间的 程度问题。晋唐时期，是承汉末曹魏以来整 理律令，到西晋告一段落，结果确立律与令 的对等性，其重要性在于「令」从此以后不 再具有律的罚则，而成为规范国家社会制度 的法典，直至隋唐而大备。此期是具体将礼 刑思想融入律令。但宋以后，「令」的重要 性衰退，明初以后不再制「令」，这个变化， 说明了何种历史意义？清末民初， 受到列强 交侵的影响而有变法之举， 于是传统法受到 严厉挑战，终于舍弃传统法而采用西方法， 由此而形成的秩序与价值，是否适合于我们 需要，迄今仍有待批判。拙稿无法也没有能 力通盘探讨这些大问题，因此将拙稿立论重 点，设定在晋唐间以及唐宋间律令变迁与礼 刑的关系。也就是从律令制度探讨唐宋间的 变革，主要是检讨礼刑融入律令后的变化过 程中，晋唐间一度凸显「令」与礼的重要性， 而律终于一枝独秀的缘由。敬请方家指教。 一、律令不分时期1、由礼刑二分到刑治世 界：战国、秦及汉初时期 春秋时代以前， 是礼、刑二分时期。所谓「礼不下庶人，刑 不上大夫」云云，即指此事；〈〈荀子.富国 篇》说：「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 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还寓有此意。 到了春秋末期及战国时代，呈现礼崩，贵族 沦没，布衣臣妾上升，属于法家的刑书、律 令，乃风行于时。商鞅指出：要王天下，必 须施行「刑九赏一」；如果「刑七赏三」，只 得一强国而已。所以商鞅的法治思想是重刑 轻赏。但是韩非子则以为重刑之外，也应重 赏，所以说：「欲治者，奚疑于重刑！」「欲 治者，何疑于厚赏！」刑、赏的基础在于信， 韩非子说：「法不信，则行危矣。」无论如何， 法家的刑治世界是讲信，同时也要守法，以 达到「齐民社会」。 近年来新发现的湖北云梦秦简中，在商 鞅变秦后到秦始皇年间呈现大部秦律； 而秦 律中的「法律答问」，有「犯令」、「废令」 之语；「秦律十八种」的律文中，也有「犯 令」、「不从令」之语；这个「令」，就是律 的副法，属于单行法规。另外，张家山汉简 也有「二年律令」的发现。所谓二年，指西 汉吕后二年（前186年）,简文包含二十七种 律和一种令，「二年律令」就是律令的总称， 包含汉律的主要部分。其〈〈津关令》第一条 曰： 御史言，越塞阑关，论未有口，请 阑出入塞之津关，黜为城旦舂；越塞，斩左 止为城旦；吏卒主者弗得，赎耐；令丞、令 史罚金四两。……制曰：「可」。所谓「越塞 阑关，论未有口」之缺字，当是「传」字， 也就是传符，如〈〈汉书.宣帝本纪》师古注 曰：「传，传符也。」所谓「黜为城旦舂」， 即城旦舂加肉刑，依据后汉卫宏《汉旧仪》 规定：「凡有罪，男髡钳为城旦，城旦者， 治城也；女为舂，舂者，治米也，皆作五岁。」 题刑在汉文帝时被废除，所以不见〈〈汉旧仪》 规定，但可比照髡刑施行，所以当是五岁刑； 若越塞，再斩左趾。唐律《卫禁律》 〈越度 缘边关塞〉条（总88条）规定：「诸越度缘边 关塞者，徒二年。」足见汉「令」内容定有 罚则，且较唐律为重，则汉「令」为刑法， 也就是相当于律的性质，是无可置疑。 汉武帝时，杜周为廷尉，有人批评他， 说他「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 杜周回答说 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着 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 法乎！所以汉代的律、「令」，基本上可说是 现行的刑法。律是就单行法规的「令」加以 整理而成的。至于「令」，则将单行法规的 诏令，按其重要程度先后，编成「令甲」、「令 乙」、「令丙」等类；相当于诏敕集，而简称 为「令」。所以就成文法而言，「令」可视为 律的追加法，或谓副法，违「令」与违律一 样须受处罚。因此，战国、秦及两汉时代可 视为律、「令」不分时期。2、礼刑合一： 两汉时期 自战国中晚期以来，儒家逐渐 抬头，到汉武帝时乃确立儒术独尊的局面， 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文帝时，贾谊上疏论政 事，强调不可专任刑法，同时应重视礼义在 政治社会的作用。贾谊说： 凡人之智， 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夫礼者，禁于将然 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 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人主之 所积，在其取舍。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 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 礼义积而民和亲。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 以使民善者或异。或道之以德教，或驱之以 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