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交通与对外交流 (10).pdf

第六节 明清一统 畅通无阻 明清时期，巴蜀地区水陆交通得到进一步改善。明朝平定四川后，着手加强 对四川交通道路的恢复、整治、疏浚、改进和延伸，并开辟了新的线路，使四川 交通较前代有了长足发展。据万历《大明会典》记载，四川驿站数量居全国第一。 在陆路方面，四川陆路交通以成都为中心，主要有成都至重庆府，转水陆两路可 到湖广；成都至龙州，可北去陕西；成都至会川卫，经过金沙江，可入云南，以 上线路在明隆庆四年黄汴 《一统路程图记》中有明确记载。 明朝政府在元代基础上尤其加强和完善了原有入藏驿路的建设，同时开设了 新的线路，添置新的驿站，使得从湖广进入四川至成都、成都至雅州交通、康定 至昌都、拉萨的交通比元朝有了很大改观，并逐渐取代了原来主要由甘肃、青海 入藏的局面。明朝中期以后，成都已经成为入藏主要驿路的新起点，至此，成都 作为西南地区交通枢纽中心地位得以确立，并为清朝加强对西藏管理奠定了重要 基础。 在水路方面，明代川江水路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凡能通航的较大河流均 设置有水驿或水马驿等。明正德年间，朝廷在四川境内长江、岷江、嘉陵江等干 流和支流上设有七十多处水驿，如嘉陵江在南充县设有嘉陵水驿，在大竹县设龙 溪水驿等。在所有水路中，最重要的是从成都锦官驿出发，沿岷江经眉州、嘉定 州、叙州府进入长江水道，再经泸州、重庆、夔州，出三峡，然后与湖广驿路相 连接，而明代所有旱驿和水驿都由政府统一管理。 清朝平定四川后，对明朝所设水陆驿站进行裁并和充实，继续加强对驿站的 管理。同时，清政府还设有铺司或塘递，每间隔十里或数十里设一铺，配备铺夫、 铺兵递送往来文书。为保证驿路畅通，清政府还加强对川陕北路、川滇南路、川 藏西路等驿道的整治和修饬，如清乾隆三年、乾隆二十七年，清政府曾两次对川 陕栈道进行大规模维修，保证了四川通往京城的大道——川陕驿道的畅通。 清代巴蜀水上交通也得到很大改善。长江上游水道成为沟通巴蜀地区内部以 及巴蜀地区与长江中下游地区联系的主要交通线。雍正 《四川通志》卷三十四记 载 “凡川货之通荆、襄，达吴、粤，与夫各省诸货之至蜀者，无不由此出入也。” 从而突出了长江水道的重要地位。清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全川水驿的制度化管理， 在沿江、沿河主要府、州、县设置塘汛，增置哨船，负责巡逻。同时，为改善水 上交通安全，清康熙年间，还在夔州府至宜昌段数百里险滩处设置救生红船，此 后在长江、岷江等主要航道险滩处都配备有救生红船，设置航道标识。蓝勇教授 根据 （同治）《归州志》卷十周昌期 《修黄魔神庙记》认为：长江上游救生红船 应该起源于明天启年间，而不是清康熙五年，而大规模设置救生红船确实始于清 康熙年间。同时，为改善长江等航道安全，对狭窄的水路和长江三峡、川江上游 岷江、金沙江、沱江、嘉陵江以及川、滇、黔接壤地带河道险滩、暗礁进行大规 模整治和不同程度的修复和疏浚，从而大大改善了巴蜀境内以及通往省外的水上 交通，推动了以成都和重庆为中心长江上游商品经济的发展。 鸦片战争以后，清光绪十六年，中英两国在北京签订了《烟台条约续增专条》 （又称《重庆通商条约》），其中明确规定：“重庆即准作为通商口岸无异”，“英 商自宜昌至重庆往来运货，或雇佣华船，或自备华船，均听其便。”清光绪二十 一年，中国与日本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开放重庆、沙市、苏州和 杭州为商埠，日本可以在中国通商口岸开设工厂。重庆在不平等条约规定下成为 对外开放又一内河通商口岸，客观上促进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工商业的发展， 重庆也因此取代成都成为巴蜀地区最重要的城市。 清代后期，巴蜀处于由传统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过渡转型的时期，在这一时 期，巴蜀地区形成了以成都和重庆为中心的两大区域交通枢纽。如成都陆路形成 了以成都为中心并向四方呈放射性状的四条交通线路：（一）东部大路，即以东 路驿站为基础，联络成都和重庆的干道。（二）中部大路，由成都东行，越龙泉 山脉出盆地。（三）西部大路，形成赴川边和西藏的惟一途径。（四）北部大路， 由成都向东北延伸到陕西，成为联系川陕的通途。水路以岷江、沱江、嘉陵江、 乌江为依托，与长江相连接，形成以重庆为中心，上达泸州、宜宾、乐山，下通 涪陵、万州、夔州、宜昌、武汉、南京、上海等较为发达的水上交通贸易航线。 而起源于先秦、兴盛于明清的“川盐古道”是一条可与“茶马古道”、“南 方丝绸之路”媲美的重要的经济文化通道，它是由多条水路和陆路组成的源于巴 蜀产盐区，通过食盐运销辐射到四川、重庆、湖北、湖南、贵州、云南以及陕西、 西藏等地的运盐古道。在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