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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圈纯美、中圈偏美、外圈非美 合拢的古美四象形成内、中、外三个圆圈，每个圆圈中的四种形态打通相连，显示出共同的特色。内圈协调，形成纯美，它追求平衡和谐，审美特性圆整，但审美领域狭小；中圈倾斜，形成偏美，它仍然追求平衡和谐，非美因素增加，折衷特色十分明显；外圈极端，形成非美，平衡和谐被打破，它向自然和人生全面开放，所容纳者均超出审美的范围，但以古代人的审美尺度看，非美也是美，从实际的存在状态讲，它甚至是古代美的最广泛的形态。 * 道 德 眉 寿 氤 氲 圣 境 礼 文 逆向聚中构成内圈纯美 全性合生在必死的肉体上追求永恒不朽，此为“眉寿”之美。 流观合化在自然物象上看到流动的生命，此为“氤氲”之美。 节文合序在繁杂的人生中讲究规范整齐，此为“礼文”之美。 明德合德在凡俗的人性中追求高远的神性，此为“圣境”之美 上合美 下合美 * 内圈纯美：感性与理性的平衡 内圈纯美是天道、人德两种理性聚中的产物，可将其中四美分别归结为下合美和上合美。下合美的依据是天道下贯，有眉寿和氤氲二美；上合美的依据是人德提升，有圣境和礼文二美。这四种美都达到了古代历史条件下对感性的最大限度的包容，达到了美的构成所必须的感性和理性的平衡。在眉寿之美中，人的血肉躯体成为神的居所，以“寿”所标志的肉体的永存，成为人生的终极目标。在氤氲之美中，天道的神性就展现为自然万物的舒卷聚散，展现为它的生命活力。在礼文之美中，纷繁的世态人事被组织为规范的程序，生活被高度形式化了。在圣境之美中，人的自然情性，被提升到高拔的境界，有限的个体之人具备了超越凡俗的品质。内圈纯美是世界古代文化中的一个特例，它代表着中国古代美学的最高成就。 * 内圈纯美体现和谐的审美理想 内圈纯美所形成的平衡关系，体现了古代中国人的审美理想，即美是和谐。对于中国古代美学来说，和谐实际上就是内圈四美各自达到的感性和理性的平衡；中国古代的和谐美理想，就集中地体现在这四种平衡关系上。没有内圈四美，和谐将是空洞的；超越内圈四美，和谐将是不完整的。我们这样说，同时也是考虑到内圈之外的还有中圈和外圈，特别是考虑到中圈偏美的特点。对中圈来说，和谐美仍然存在，但是它已经不再完整；中国古代和谐美理想的典范，应当在内圈四美中寻找。 * 内圈纯美也是一种封闭状态 内圈纯美在营造和谐的同时，还划出了一个狭小的天地，例如天道对自然物象的审美封闭就是这样。所谓天道下贯就是天道融入自然现象，它就流动在自然的节律变化和无限生机之中。就自然现象讲，它避免了被理性抽去灵魂而僵化为凝固物体的命运，保持了它的富有生机、千姿百态的特色。但是天道作为古代理性的纯净化本性，又使它在下贯的同时进行着选择，那些不符合纯净化标准的狂暴粗野、动荡凌乱的物象，就被排除了。人德不仅用低平的视野将天道拖入流动着的自然，而且将人的情感欲望融入生野的自然。自然成为人的家园，它不仅因为天道的抽象本性而被净化，不再汹涌激荡，而且也因人德的融入而失去了荒蛮的野性，显得亲近妩媚，生动可爱。简言之，丑被排除了。 * 道 德 首次原位返回构成中圈偏美 逍 遥 清 疏 乐 治 教 事 感性（自然）与理性（天道）的均衡关系开始疏远，自然物象形声色淡化。 感性（人身）与理性（神灵）的平衡关系开始疏远，重神灵而轻形体，肉体成为负担。 感性（情性）与理性（德性）的自由状态被打破，显示出理性下压的沉重。 感性（物利）与理性（理智）的均衡状态被打破，理性下压，形式美成为手段。 回升美 反压美 * 中圈偏美：感性与理性失衡 中圈偏美是天道、人德两种理性分别返回的第一步，可将其中四美归结为回升美和反压美。回升美的依据是天道向彼岸返回，有逍遥和清疏二美；反压美的依据是人德下沉，有乐教和治事二美。感性与理性的关系在逍遥和清疏二美中开始疏远，或者说，神灵开始疏远人的肉身，天道开始疏远自然外物。在乐教和治事二美中，感性与理性的关系开始收缩，或者说，道德理性开始压制人性，文质统一的自然形式开始成为社会功利的强制手段。总之，内圈纯美中身、物、事、性与神、灵、序、圣的平衡关系出现变动，不同的是有的疏远分离，间距拉大；有的收拢密合，间距缩小。 * 道 德 中圈偏美的异位互补 逍 遥 清 疏 乐 治 教 事 * 异位互补：逍遥与乐教；清疏与治事 逍遥和清疏的底蕴是自然理性回升，它们处于同位，治事和乐教的依托则是社会理性反压，它们也能相容。回升和反压在不同的领域的相互对照，逍遥与乐教形成“异位内补”、清疏与治事形成“异位外补”。这两种对照关系在中国古代美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从局部看，回升和反压的审美倾向明显地相互排斥，它们一个沉重（乐教），一个飘逸（逍遥），一个浓墨重彩（治事），一个洗尽铅华（清疏）。它们都把各自的审美倾向看作最高的唯一的标准。但从中国古代美学的全局看，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