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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化视野中的文化批评 “五-四力以来，“民间力遭遇了从未 有过的礼遇。1917年1月1日，胡适在〈〈新 青年》第2卷第5号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 以及1918年4月15日发表在《新青年》第 4卷第4号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提出从 语言形式的角度突破旧文学的藩篱， 创建新 文学，肯定白话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 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另外， 1917 年2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 2卷第 6号发表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也明确 地提出“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 建设 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推倒陈腐的铺张的 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 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 建设明了的通俗 的社会文学。”1918年2月1日，刘半农在 《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北京大学征集全 国近世歌谣简章》，宣告中国现代民俗学运 动的开始。此后，中山大学以及杭州等地由 于顾颉刚、容肇祖、董作宾、钟敬文等先生 的发起，这些地方成为继北京大学之后的民 间文化研究中心，在其他地方，如厦门、上 海、福州、东北、汕头、山东、四川、陕北、 贵阳、香港和柳州等地都有许多学者从事民 间文化的收集整理以及研究工作。 [i]那些 在传统社会里远离庙堂、“日出而作，日入 而息”的乡民被政治和学术精英们赋予了 各种不同的现代理念， 长期为历史所尘封的 征夫野老、游女怨妇成为学者倾诉自己情怀 的对象；历来为传统的士大夫们所鄙弃的民 间知识，现代时期的学者却为之迷醉，不辞 辛劳地奔走于田间地头与穷乡僻壤， 为梳理 民间的历史穷经皓首，连篇累牍地描述民间 的生活，将民间的知识整理成为系统的现代 学科体系，宣讲于现代高等学府的讲堂，大 量的西方学术成果的引进，无疑地，更加证 明了学者研究民间知识的合法性。 与传统时 期的士大夫认为民间知识“鄙陋”、 “不登 大雅之堂”所不同的是， 他们却认为民间的 知识“刚健”、“清新”。历代统治者将民 间视为一种与自身统治相对立的颠覆性力 量，而在现代时期，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精 英力量却对民间力量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 的总动员，建立了一个以传统的民间力量为 主体的现代民族一国家。翻开“五?四”以 来的文献，传统时期为厚重的历史所湮没的 弱小者、边缘者的声音，被社会的精英们挖 掘出来、加以放大，一度成为社会中占主导 地位的声音；长期以来为国家正统权威所恐 惧和压制的民间力量被塑造成为建构新型 民族一国家的主体力量。在他们看来，相对 于精英分子的矫情、虚饰与压抑，“民间” 似乎更为放达、率真与不受约束，更应该成 为改造社会的中坚力量。 虽然，我们能够认识到，中国的民间文化研 究对传统史学方法提出的挑战， 也能够认识 到这一研究挖掘出了长期以来被压抑的民 间的、边缘的、少数者的声音，关注民间的、 边缘的、少数者的生活方式，以一种文化相 对主义的视野肯定其存在的合理性，并为腐 朽、没落的上层文化、精英文化提供了另一 种新鲜、具有活力的生活方式参照系，再现 了文化之中长期以来被遮蔽的一面， 体现了 中国民间文化研究从其开始就具有的文化 批评与人文关怀传统。 但是，我们更应该认识到的是，中国的民间 文化研究在其开始的时候，是在 “五?四” “民主”与“科学”的精神下 发展起来的一种现代学术运动，是作为启蒙 的话语而出现的，是一种现代性的派生范畴。 中国的民间文化研究受到了来自民族主义 和现代性等两种不同话语的支配。各种民间 文化现象 如节日、 社会风俗等 被政 治和学术精英用以建构民族共同体的符号。 钟敬文先生在回顾“五四”时期民俗学运 动的时候，曾经就其性质进行过分析，认为 这一时期的民俗文化运动可以归纳为民族 性、民主性和科学性，他认为，直到今天， 民族自尊意识仍然是他从事民俗文化研究 的精神支柱。［ii］现代性话语“为了使其观 点合法化，而诉诸于进步和解放、历史和精 神之辨证法、或者意义与真理的铭刻性等元 叙事。……现代科学就是通过宣称它能够将 人们从愚昧和迷信中解放出来，并且能够带 来真理、财富和进步而使自身合法 化。” ［iii］而且，中国的民间文化研究从 西方引进的民俗学理论，由于中国的民俗学 研究与西方19世纪下半叶的人类学的民俗 研究传统之间有着深刻的联系，［iv］而这一 研究取向具有浓厚的进化论和殖民主义色 彩。其关于历史的观念，实际上是一种中产 阶级的世俗社会文化演进的时间观念的历 史变迁，这是19世纪的人类学发展的依据， 它事实上是被空间化了的时间观， 其所表述 的，实为那些距离文明中心最遥远的社会， 如何能被认为是属于比较原始或比较早期 的文化、心智和社会组织的阶段。 ［v］这种 理论自身对民间怀抱着一种东方 /西方、传 统/现代、原始/进化、乡民/工人、乡村/都 市、前文字/文字等二元对立的分析策略， 以此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