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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仇背后的国法与伦常 【摘要】战国时代聂政复仇故事的三个著名叙事背后，是不同时代的叙事者对于复仇正当性不同的礼法阐释。从复仇的叙事伦理变迁来理解复仇的法律规制，可以提出一个以三纲五伦为核心的儒家伦理与限制复仇的王朝法律的互动 变迁的理论模型。这对当代“死刑存废”等法治建设的现实争 议也有所启发。 问题与界定 复仇与礼法，或者说复仇的伦理责任与国法对私人复仇的制 裁之间的矛盾， 是中国法律史聚讼不休的重大问题。 近年来，苏力老师的《复仇与法律》 （简称《复仇》 ）从元杂剧《赵氏孤儿大报仇》和司马迁《史记》等材料出发，从社会科学角度重构中国复仇兴衰的社会变迁，分析其背后分散执行的复 仇制度与中央集权的司法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 [1] 在结论部分，苏力强调，无论是复仇还是刑罚等“人类制度”都必须受制于两个（社会科学）基本方面的限制：一方面是社会环境 和条件的制约，另一方面是人的生物性制约。因此，即便是在公权力垄断刑罚正当性的法治社会，复仇现象本身仍然没有完全消除。在这个意义上，法治建设需要认真对待当事人的报复本能，以及遭遇不公和冤屈的人们对于公权力维护公道的诉求。毫无疑问， 《复仇》极大地推进了复仇的法律史 和法理学研究，同时也给后来者留下进一步探索和开拓的空间。 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拟从如下三个问题切入：第一，制度化的复仇在战国之后衰落了，但是为什么历代国法很难禁止复仇？自两汉至南北朝时代，国法对于复仇的态度，对 复仇的法律限制也不稳定。汉章帝曾制定《轻侮法》 ，肯定为父报仇的合法性。唐宋以后，法律一般性禁止复仇，然而 实践中仍然存在争议，直到明清两代才构建一套相对完善的规范复仇的法律框架。 [2] 第二，中央集权的王朝司法制度与分散执行的“私人复仇”是否是二元对立的关系？作为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王朝，秦朝拥有前所未有的“法制”权力，却遭遇“二世而亡”，其原因之一是法律和军队为核心的统治方式无法治理如此广阔的疆土，原因之二是“六国民众”无法适应和认同秦制。因此，政治和法律的真正统一需要文化的整合和认同，这就是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政法背景。①自汉以后的历代王朝大多认同“三纲五伦”为核心的儒家礼教，以此为立国之基和立法之本，于是历代王朝对出于孝道的为父母复仇多采取宽容态度。 [3] 第三，学者讨论复仇的礼与法的冲突，注意到了复仇的法律规制不断加强的历史变迁，但却忽略了复仇伦理规制不断加强的历史变迁。公权力的巩固，不仅依靠中央集权的司法权力及其暴力机构，而且意味着意识形态的巩固。以往的讨论往往预设了礼法的二元对立，而 且有意无意地把复仇伦理凝固化，忽略复仇伦理本身的历史变迁，也没有更多关注规制复仇的礼—法的互动变迁。在以 宗族为核心的“五伦”社会关系背景下②，《春秋》三传和《三礼》等儒家早期经典对复仇的伦理范围和限度做了较为详尽 的讨论，尽管《春秋》三传中不同的经学立场的复仇观并不一致。 [4] 在家国同构的大一统王朝，源于五伦的复仇责任不仅挑战了中央集权的王朝法律，也成为动摇五伦内部秩序的“外部性”危机。汉代之后的主流意识，特别是宋代儒学一方面通过确认三纲的优先性来维持五伦的稳定结构，从而极大地限制了复仇的强度和范围，另一方面通过强调君主维护三纲五伦的主体责任，从而确立君主的法律治理的正当性。作为中国古代复仇理论的最高峰，北宋王安石在《复仇解》强 调儒家政治通过从“明天子”到“有司”的良治，已经解决和超越了复仇的“乱世之义”：“复仇非治世之道也 盖仇之所以兴， 以上之不可告，辜罪之不常获也。” [5] 理解复仇与礼法在历史上的互动变迁的复杂关系，需在社会环境制约与人的复仇本能之间寻找一个文化和制度的结合 点，这就是三纲五伦为代表的儒家伦理及其法律实践。 “中国法律之儒家化”早已是法律史研究的经典命题， 本文的努力方向不在于阐释历代关于复仇的律令，或者复述历代儒学家关 于复仇的争论，而是在于提出一个三纲五伦的儒家伦理与限制复仇的王朝法律的互动变迁框架，以助于从复仇的叙事伦 理变迁来理解复仇的法律规制。当然，这样一个框架涉及到经学和法律史的诸多问题，无疑是过于宏大了。本文采取一个可操作的切入点：从战国时代的聂政复仇故事的不同叙事入手，探索不同时代对于复仇正当性的不同的儒家礼法阐释。由上述问题意识出发，本文讨论三个不同版本和立场的战国“刺客聂政”故事及其背后的礼法观念。从今天回看历史，这三个版本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和近代最有影响力的三个聂政 故事版本，而且折射出复仇与三纲五伦的不同形态。聂政故事的种种争议和不同阐释，落实到法律和伦理实践中，则是三纲与五伦的关系问题。为朋友复仇，看似是复仇的伦理责任的一个最为疏远的方面，实则涉及五伦内部的主次地位及其相互关系，触及三纲五伦的儒家伦理的核心问题。士为知己者死：司马迁笔下的刺客聂政 关于聂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