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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24 发布于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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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学说哲理化与江西文化关系的研究
[摘要]儒家思想发展到宋代,完成了从注重字词的注疏到探求义理的转变。这个变化学术界称其为理学,又称道学。学派林立的宋代儒学思想中,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和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两派,其活动区域主要是在江西及其周边地区。地处江西铅山的“鹅湖书院”成为两派首次正式思想争锋的擂台,对之后儒学的新发展尤其是促进了儒学的理论化、体系化和哲学化发展带来了历史性的重大意义。理学思想的产生与宋代社会生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而其在江西大地上完成历史性新形态,也与江西的文化有着特殊的关系。首先,北宋王朝制度建设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发展的成熟阶段。其次,宋代解决了唐代后期地方军事集团武装割据的问题。再次,江西大地包容性的文化形态,也是孕育朱熹、陆九渊思想的富饶土壤。第四,江西理性文化传统促成了儒家文化理性化的转向。
[关键词]儒家思想;体系化;理论化;宋代;江西
中图分类号:G127文献标识码:A编号:1008-7354(2014)06-0022-10
儒家思想发展到宋代,产生了一个质的变化,这就是完成了从注重字词的注疏到探求义理的转变。这个转变的代表性人物就是南宋时代的朱熹。我国著名哲学史家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给予了宋代江西大儒朱熹非常形象的评价。他认为就正如在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国家内阁总理架空君主一样,被尊为“至圣先师”的孔丘到了元、明、清时代,即被他的“内阁总理”——朱熹架空了。因为一般的知识分子都读儒家经典,实际上是只读《四书》,对于《四书》的了解实际上只限于朱注。
这个风趣的说法道出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宋代以后的儒学实际上已经是以朱学为主的儒学了。这就不得不说到宋代文化领域的一件大事,即理学的兴起。理学的兴起与确立,离不开朱熹和陆九渊两位江西老俵和鹅湖书院江西这块热土。从此,儒家思想完成了理论化、系统化和哲学化,并改变了中华民族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这个改变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局面是中国古代学术发展的典范,“鹅湖之会”可以说是对这种典范的继承和延续。{1}
一、儒家思想在历史发展中面临新的挑战
随着周王朝政治统治逐步瓦解,原来维系周王朝统治的天命论被彻底动摇了。在这种“礼崩乐坏”的社会大潮中,整个社会制度、价值标准、思想形态等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从春秋末期到战国结束,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轴心时代,中国原创性的哲学思想在这一时期呈爆发式增长,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构成了中国历史上的重要转型期。而以“仁”和“礼”为核心的儒家思想,继承了周初“敬天保民”思想,登上中国思想史的舞台,并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但是,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关于如何治理大一统的国家,经历了近百年的历史探索才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秦代的宗法,汉初的崇道,都无法真正适应大一统国家治理的现实。
尽管秦朝首创了许多管制,然而不够周密,缺乏弹性,实施起来“苛”“暴”。而汉初,从汉高祖,先是非常侮慢儒生,甚至“取儒冠以溲溺”,到叔孙通略施小技,制定朝仪,始知此道有益于统治,于是“至曲阜以太牢祀孔”。汉初经历了功臣叛变、外戚叛变、宗室叛变,要继续维持大一统的大好局面,武帝君臣们意识到高帝那样徒有形式的尊孔是没有用的,而文、景的黄老之治也只是给了野心者有乘之机。于是他们认为,儒家思想真正有益于治道,而“要天下一乃心德,非专尚一家学说不可。”{1}
董仲舒向汉武帝推荐的“一家学说”就是儒家思想。从此奠定了汉朝四百年的刘家天下。但是社会生活的发展和变化,必然会产生新的思想学说来挑战居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
从汉末到隋唐的600余年间,中国社会处于动荡与发展之中,经历了大大小小王朝的交替演变,构成中国历史上最为复杂、混乱的时期。特别是汉代儒生在注解经文时,过于繁琐,导致注疏淹没了经义。而东汉之后兴起的玄学、道教和传入的佛教,由于强调心性,强调思辨,对传统儒家学说常识了巨大的冲击。形成了儒、道、佛三家鼎力的局面。儒家学说的命运岌岌可危,于是从儒家思想家中就产生了一批决心挽救儒学,创新儒学,使之获得新生命力的学者。宋代理学就产生于这样一种思想环境中。
儒学的先天不足之处,使其难以完全制服和替代佛、道两家,在与佛、道的激烈竞争中,儒学缺乏理论性、思辨性的弱点完全地显露出来。儒、道、佛三足鼎力局面的出现,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儒学的理论不能完全地满足民族的需要。{2}
儒学的严重缺陷和面临的挑战,使许多儒学学者激动不安,他们一心要改变儒学的困境。唐代的韩愈就是有这种紧迫感的儒者。韩愈力图恢复儒家在思想领域中的正统地位,首先把儒生们研究、思考的对象由章句训诂转向义理式探索。韩愈认为,儒学的危机在于失去了道统,要打破三教鼎力局面必须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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