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君主制下权力的失衡与平衡.docVIP

官僚君主制下权力的失衡与平衡 　　孔飞力教授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一书选取了清代乾隆年间一个特殊的“妖术”活动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这个事件生动细腻的叙述与阐幽发微的分析，描绘出清代盛世的真实生活图景，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存在的“官僚君主制”的独特政治结构给泱泱帝国带来的深刻影响。生长于清代独特政治生态的三个主要的政治阶层——君主、官僚、民众——在这个事件中的表现，也折射出他们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各自截然不同的心理和行为习惯，这种习惯，甚至在很久之后的历史长河中发出悠长的回响。一、盛世、明君与妖术恐慌 　　清代乾隆年间，浙江省德清县有两座寺庙，一座叫慈相寺，另一座叫观音殿。慈相寺的和尚认为香火鼎盛的观音殿抢走了本属于他们的香客，所以心生嫉恨。 　　1768年初春，嫉妒和欲望使他们产生了诬陷造谣的念头，他们通过一个徐姓俗人在县中散布谣言：本县有石匠在观音殿附近“作法埋丧”，进香者若去进香非但难得庇护，反而会遭到毒害。 　　之所以把石匠作为谣言的主角，跟德清县正在进行的修筑水门的工程有关。工程是通过竞标确定施工队伍的，胜出而被委任的是本县吴石匠的队伍。慈相寺和尚的谣言来自这样的揣测：竞标失败者一定如他们此时一样沮丧和愤恨，进而会想方设法暗害战胜自己的对手——虽然那些所谓的“竞标失败者”不过是因为“价钱谈不拢”而自行退出，早已回到了遥远的浙江海宁县故乡。 　　然而，谣言不胫而走，像长了翅膀一样传得飞快，它是否影响了观音殿缭绕升腾的香火尚不得而知，但谣言本身所包含的迷信内容，却激起了德清民众对“妖术”、“妖法”的深厚心理积存，如同一只蝴蝶的翅膀第一下轻轻的挥动，在短短数月之内，却在整个帝国掀起了一场席卷六合的龙卷风。 　　3月26日，因为发现粮米不足，吴石匠赶回三十里外自己的家乡采备供给。一个名叫沈士良的农夫因饱受两个侄子的暴力虐待，便将侄子们的名字写在纸片上，请求吴石匠将纸片贴在木桩顶上，因为据说这样做既会给大锤的撞击带来某种力量，又会让名字的主人生病或者死去。生性胆小的吴石匠对此害怕至极，将沈士良扭送给德清县盘问，阮知县下令将沈士良打了二十五大板后释放。 　　4月3日，杭州，一个名叫计兆美的年轻德清人，因为多喝了几杯，害怕被叔叔责罚，逃出德清来到杭州乞讨。当天三更时分，他的德清口音引起了当地民众的疑心，他被一群人团团围住，他们喝问他是否来自德清县，是否为“叫魂”而来，并不由分说，就将他暴打一顿扭送钱塘县衙。他终于害怕，屈打成招而编造的“叫魂”谎言也很快在审讯中变得漏洞百出、不攻自破，进一步用刑后，计兆美终于承认先前的说辞全部出于信口胡诌。 　　4月8日，萧山县，四个游方僧人在茶馆聚集，决定第二天去杭州化缘。他们分为两拨：巨成、净心在各村化缘，正一、超凡则将各人的行李带到萧山西门外的关帝庙去。巨成和净心在村子里化缘时遇到了一个识字的孩子，不由多说了两句话，并且完全出于无心地问孩子的名字，然而在他们离开那个孩子继续前行不远之后，孩子的父母就怒气冲冲而来，责问他们打听孩子的名字是否为了“叫魂”，两个可怜的和尚百般解释却不能被先入为主的孩子的父母信服，很快就被扭送到萧山县衙，而他们的另外两个伙伴正一、超凡在关帝庙也遇到了类似的麻烦：一个蔡姓捕役因搜查中没有得到贿赂，而将他们俩作为可疑人员扭送。此案在被移交到杭州巡抚衙门后得以真相大白，舞弊栽赃的蔡捕役被打了一顿，又被戴枷示众，而和尚们则被开释，每人还得到三千二百钱作为补偿。 　　然而，“叫魂”的流言如插翅一般，迅速地向全国蔓延，很快就冲出了浙江省界：江苏、山东、河南、山西、北京……各个省份各个地区，都先后发现了的“叫魂”的踪迹，这引起了帝国最高统治者乾隆帝的极大关注，他在7月25日下达谕旨：“着传谕各该督抚饬属，密行体察，如果有此等情事，即行严拏，重治其罪，否则将倡播之人查拏一二，严加惩治，以儆其余。” 　　带着对自己属下官吏的失望与愤怒（在“叫魂”事件发生后的两个月内，没有一个省级官员向他报告过妖术案件），加上对帝国安全稳定的重重忧虑（作者认为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常规化、汉化和江南文化的“毒害”），这位在历史上以精明能干著称的皇帝开始以严厉的口吻对相关的封疆大吏进行督导，之前一直想着息事宁人的官僚们纷纷抖擞精神，披挂上阵，开始了搜捕、刑讯和追剿。 　　官员们都很卖力，但效果却并不能让人满意。9月7日，对官僚们的表现深感失望的乾隆发布新的谕旨，“将剪辫妖术与剃发联系起来”，他指出，“留辫一事系本朝制度，剃去发辫即非满洲臣仆”，可恶的“妖人”，偷剪他人发辫，散发剪去发辫才能避祸的谣言，难道不是要借此与帝国进行对抗吗？朝廷对“叫魂案”的关注，使对背后“妖人”的清剿进一步升温。 　　然而，事实证明，这件事是个不折不扣的闹剧，从冬到春，历经大半年的搜捕审讯，不曾得到任何确实的证据可以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