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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辛亥革命发生的历史条件 11 公金 宋泳 今年是辛亥革命爆发一百周年。在近代历史上，辛亥革命是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奋起革命的一个里程碑，它推翻了封建势力的政治代表、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然而其发生，必有其出现的历史条件。我认为可分为必然性和偶然性两方面。 必然性 辛亥革命的发生绝非偶然。它既不是由于“西方思想的影响”激起的“骚动与不安”，也不是在少数人“极端感情”和“革命狂热”煽动下的“幼稚”与“疯狂”，而是社会矛盾运动的产物，有着深刻的历时社会根源。 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 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日益扩大。列强在迫使清朝签订《辛丑条约》后，加强了对清政府的政治控制，多方扩展在华经济势力。外国在华投资规模急剧膨胀，包括扩大设厂规模和给清政府大量高息贷款。十多年间，清政府的财政开支激增四倍之多，在清朝最后几年，各种旧税一次又一次被追加，种种巧立名目的新税层出不穷，各级管理中饱私囊，民众怨声载道。 正是在这种中外反动派的严重压迫下，二十世纪初，各阶层人民的斗争风起云涌，遍布全国。从1902到1911年之间，各地较大规模的民变多达一千余起。其中包括反洋教斗争、抗租抗税、罢工罢市斗争等。同时还发生了抵制外货、收回利权运动和保路运动。其中，保路运动中，教师学生、农夫苦力、商人士兵、僧尼道士以各种形式集会演说，呼号奔走，掀起群众性的反帝爱国热潮，揭露帝国主义掠夺中国铁路、清政府卖国卖路的罪恶行径，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奠定了群众基础。在这些爱国运动中，资产阶级逐渐成为主要角色、登上历史舞台。 清末“新政”的破产 革命前夕，清政府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为了摆脱困境，清政府于1901年4月督办政务处，宣布实行“新政”，于1906年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并于1908年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但又规定了九年的预备立宪期限。在此期间，清政府迟迟不肯答应资产阶级立宪派提出的关于立即召开国会的要求，在1911年5月，形势所迫，不得不成立责任内阁，其中十三名大臣里，满族竟然有9人。一系列事实表明，清政府的“新政”只为“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毫无走资产阶级道路的意愿可言，这使立宪派大失所望，也使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而分崩离析。这就使清政府从内部腐烂，革命在所难免。清朝政府自己拆自己的台，使革命的产生更加符合社会呼声，为辛亥革命提供了必要的历史条件。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阶级基础的壮大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初步发展，为资产阶级提供了经济基础。据统计，1895年至1911年间，新设立的资本额超过万元的民族资本场矿达800家，资本额超过1.6亿元。随着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数量增多质量提高，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也逐渐壮大起来。民族资产阶级为冲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禁锢，迫切需要自己政治利益的代言人。这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与壮大提供了阶级基础。 资产阶级革命派骨干力量的产生 十九世纪末戊戌变法与二十世纪初清政府兴学堂、派留学生，为当时中国培养了许多接触到西方资本主义先进文化的有识青年，他们在民族危机不断加深、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开始探索救国救民的新道路。他们远渡欧美，对时政有更敏锐的认识，对中国局势有更加理性的判断。后来，其中许多人成为了辛亥革命的中流砥柱。 偶然性 历史的进步，总是伴随着伟人的产生，而为人又推动了历史的车轮。正如拿破仑推动了法国的历史一样，辛亥革命也有重要人物的参与，他们出现的偶然性却促成了革命爆发的必然性。 孙中山、黄兴，这两个人对辛亥革命功不可没。正是由于他们的前期准备，才大大增加了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可能性。 孙中山，1894年-在美国檀香山成立兴中会 1905年-在日本成立中国同盟会，提出“，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政治纲领，将同盟会纲领阐发为三民主义，成为了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他在革命前期的贡献主要有两点。 首先，他最先找到中国问题的症结。在孙中山上书李鸿章的时候，清廷主导的洋务新政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洋务新政确实给中衰的清朝注入了一股活力。但是，由于这场历时数十年的洋务新政坚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政治路线，只变其末不变其末，因而洋务新政在取得骄人成就的同时，也潜伏着深刻危机。就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孙中山中断了自己的专业，踏上救国救民的道路。从孙中山上李鸿章书的文本看，那时他虽然意识到了洋务新政可能蕴涵着相当问题，但并不清晰问题的性质。然而经过北上拜谒李鸿章受挫，孙中山逐渐明朗了中国问题之所在。到了檀香山，不一样的舆论环境，使孙中山看到了中日战争的真相，清军在战场上一溃千里望风而逃，貌似强大的北洋海军不堪一击，这些真相一定给孙中山先前纯洁的思想一个巨大冲击，使他意识到中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