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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派和立宪派的论战 | 2007-6-1 16:21:00 |来源 : 孙中山虽然曾经想同逃亡到国外的康梁一派合作，但在看出合作不可能的时候，光绪三十年 （1904年）孙中山断然指出：“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 不能易位”，并且说，在他和梁启超之间，“一谈政事，则俨然敌国”②。 另一方面，梁启超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到了一趟美国，回到日本后，标榜自己“宗 旨顿改，标明保皇，力辟革命，且声言当与异己者宣战”③。他明确宣布以反对革命为自己 的任务。 到了 1905年，同盟会成立，在日本出版机关刊物《民报》，比较有系统地宣传革命的主张。 康、梁的保皇党则随着清朝朝廷宣布“预备仿行立宪”而起劲地鼓吹君主立宪的好处。这样， 在 1906年到 1907年间，一方面以 《民报》为主，一方面以梁启超主编的 《新民丛报》为主， 展开了一场革命派和立宪派之间针锋相对的辩论①。当时在香港和在国外各地如新加坡、檀 香山和美国的旧金山，也都有保皇派的报刊和革命派的报刊相互论争。在国内，主张立宪的 报刊能够公开出版发行，而革命派只能秘密传布他们的出版物。 在戊戌维新运动中，也有过一场辩论。维新派以新生的锐气在思想上压倒了封建主义的洋务 派和守旧派。时间只过了不到十年，当年的维新派，也就是此时的立宪派，实际上成了封建 主义的同盟军。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和主张虽然有许多弱点，但是总的说来，他们是要把 中国按照历史发展的轨道推向前进，他们在同立宪派的辩论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个胜利 表明，资产阶级革命派已成为思想和实践上最先进的一个政治派别。 这场论战的中心问题是要不要用暴力革命推翻清朝政府，建立一个民主共和的国家。这在实 质上涉及到所谓“国体”和“政体”的问题。毛泽东在 1940 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说： “这个国体问题，从前清末年起，闹了几十年还没有闹清楚。其实，它只是指的一个问题， 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至于还有所谓‘政体’问题，那是指的政权构成的形式 问题，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②当年的 革命派当然不能像马克思主义者这样明确地解释国体和政体的意义，但他们所争的确不仅是 政体，而且是国体。 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中说：“吾人之目的，将以改造现政府，而不欲动摇国家之根本。…… 革命党则因现政府之腐败，并欲变更国家之根本组织。”①这所谓“国家之根本”，实际上就 是国体。在 1907 年初，在日本东京有一些中国学生出版了一种名为《中国新报》的杂志。 杨度撰的发刊词宣称，按照中国的事实来看，中国只能实行君主立宪，不能实行民主立宪， 由此杨度断言说：“吾人之所问者，不在国体而在政体，不争乎主而争乎宪”②。杨度的主 张遭到《民报》的攻击，而梁启超是加以赞扬，引为同调的。杨度把国体问题说成是君主还 是民主的问题，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在当时，保持清朝皇帝的君主制度，就是保持大地主、 大买办阶级在国家中的统治地位，而把君主改为民主，就是要动摇“国家之根本”，改由民 族资产阶级做统治阶级。杨度和其他立宪派分子不企望国体的改变，而只要求政体有所改变， 就是要求继续保持以清朝皇帝为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统治，而只把它的政权组织形 式改变一下，颁布宪法，召开议会，建立所谓责任政府，这样来让上层民族资产阶级多少能 够参与政权。——这就是当时立宪派的共同主张。 1 立宪派使自己站到了维护清朝统治的立场上，这理所当然地引起了革命派的猛烈的攻击。清 朝政府已经极端腐朽，并且已经成为外国帝国主义的工具，已经成为中国前进中必须扫除的 障碍。资产阶级革命派根据无可辩驳的事实，声讨清朝统治者的罪状，也就充分暴露了立宪 派的立场的反动性。 资产阶级革命派主要是在民族主义口号下反对清朝统治，这是他们立论中的一个弱点。梁启 超抓住这个弱点，指责革命派是狭隘的“排满复仇主义”。但是梁启超在向革命派提出这种 指责时，丝毫不去指责清朝统治者一贯竭力保持满洲贵族的特权。他还说，现在重要的并不 是汉族与满族间冲突的问题，而是汉族、满族和国内其他各族一起来对付外国侵略者的问题， 他的这种说法虽然言之有理，但是他在这样说的时候，丝毫也不提到清朝统治者正在天天乞 求外国帝国主义保护的事实。因此，立宪派没有能靠这些言论来打乱革命派的阵脚，而只是 遭到革命派的加倍的反击。何况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表示得很明白，他们不仅是要推翻清 朝统治，而且要从此结束两千年来的君主政治。他们虽然不能说得很明确，但他们是要求通 过推翻清朝统治而实行改变国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