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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文档，助力人生，欢迎关注小编！ “跟跟派”与“政治玄学” 精品文档，助力人生，欢迎关注小编！ “跟跟派”与“政治的玄学” 张涛 一 在高晓声的创作中，产生影响最大的恐怕要算“陈奂生系列小说”了。这个系列小说主要写的就是农村、农业和农民的生活，以及他们在历史风云与日常生活中遭遇的困境。这些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逐渐成为社会学界高度关注的“三农问题”。除了“陈奂生系列小说”之外，高晓声写过一些这类题材的小说，但影响均不及“陈奂生系列小说”这么大。高晓声写这类小说，大体可算得上是“本色”写作，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全家都是农民”。 别人说我对农村生活比较熟悉，这倒是实话，我从小在农村，五十二年有四十五年在农村，从来没有熟悉过城市，读书时寒暑假都回家，参加工作以后又下乡搞土改，到农村做宣传工作。五七年打下去，我是遣回老家去的，这比其他人到农场、到劳改队好多了。……因为我全家都是农民，一个政策下来，农民在考虑什么，我也在考虑什么。农民饿肚子，我也饿肚子。我同农民基本上处在一个地位上，喜怒哀乐自然也就一致了，所以后来写东西，一开始想到的是“吃”“住”，因为这是在农村最迫切的问题。这么多年在农村，我和农民是有感情的。高晓声：《生活、目的和技巧》，王彬彬编：《高晓声研究资料》，第36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XX。 高晓声的这个夫子自道，至少可以让我们理解高晓声创作的基本立场，他是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写农村、写农民的;同时，我们也能看出高晓声在身份认同上也是乐于做一个农民的。但紧接着高晓声说，我“从来没有熟悉过城市”。这个说法在意料之中，因为52岁的高晓声有45年生活在农村，不熟悉城市的生活再正常不过了，但高晓声的“从来没有熟悉过城市”的说法，却值得玩味。如果前者说的“四十五年”是确认一个事实的话，那么后者“从来没有熟悉过”就分明带有一点儿不以为然的味道了。高晓声的这个说法与沈从文自诩为“乡下人”有异曲同工之处。沈从文说：“我人来到城市五六十年，始终还是个乡下人，不习惯城市生活，苦苦怀念我家乡那条沅水和水边的人们，我感情同他们不可分。虽然也写都市生活，写城市各阶层人，但对我自己作品，我比较喜爱的还是那些描写我家乡水边人事哀乐故事。因此我被称为乡土作家。”沈从文：《自我评述》，《沈从文全集》第13卷，第397-398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XX。普通人都会对故乡有感情，即使念兹在兹也不为过。但是，如此看重乡土，而轻视城市，就应该有些原因了。在一个作家的创作中，哪类小说影响大，作家在自述或创作谈之类的文字中，自然会多谈及与之有关的内容，这也在情理之中。同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乡土文学一直是一个大宗，尤其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村题材的小说更成为主流，而且在“价值”与“正确性”上有着天然的优势。高晓声的“从来没有熟悉过城市”或许与这些情形有关。高晓声说过，“我和农民基本上处在一个地位上”“我和农民是有感情的”。我们可以看到，高晓声这么讲，一方面道出了他与农民之间的紧密联系，45年的农村生活铸就了他与农村、农民之间的血肉联系;但从这话的另一方面琢磨，也可看出高晓声与农民间的距离，说到底高晓声不是农民，他更多是把自己当作农民。当然，这点距离并不影响高曉声与农村、农民之间的联系。 当代作家评论 2020年第5期 二 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应该算是“陈奂生系列小说”的“前史”，没有“李顺大”，就不会有“陈奂生”;没有“造屋”，就不会有“漏斗户”主，更不会有后来陈奂生的“上城”“转业”“包产”“战术”“种田大户”“出国”等一系列变化与遭遇。这些看似是陈奂生个人生活的变化，实质上是与当代中国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同步的结果。陈奂生个人命运的变化早已被“限定”在当代中国历史变革的逻辑链条之中了。将自己的叙述与历史变革的逻辑勾连起来，既构成了高晓声创作的特色，也为其创作开拓了广阔的叙述空间，“在这里，高晓声还确立了他透视陈奂生的视角：将陈奂生的生存方式、精神特征与日益变化的经济生活密切联系起来，这为高晓声后来续写陈奂生提供了一个融历史与现实为一体的生存空间”。王尧：《“陈奂生战术”：高晓声的创造与缺失——重读“陈奂生系列小说”札记》，《小说评论》1996年第1期。 李顺大生在“旧社会”，遭遇凄惨，先是自家的渔船被大雪压坏，父母和小弟脱险上岸，却冻死在风雪之夜，李顺大和妹妹因为拾荒换破烂躲过一劫。父母、小弟之所以丧命，就是因为没有自己的房子，自此，李顺大立志要盖起自己的房子来。我们常说，不要“常立志”，而要“立长志”，李顺大也深知这个道理，但结果却事与愿违，李顺大倒是“常立志”。这倒不是因为李顺大懒惰，而是因为李顺大的个人理想常常被历史风云“眷顾”所致。在历史风云面前，无论是李顺大，还是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