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郭文斌小说中的儿童形象.docVIP

精品文档，助力人生，欢迎关注小编！ 浅论郭文斌小说中的儿童形象 摘 要：在郭文斌的小说中存在着这样一组天真烂漫的群体——儿童，他们是一群特殊时期特殊地区的孩子。这些儿童形象，既勾起了郭文斌内心的童年回忆，同时又借助儿童的目光和思维表达了郭文斌对现实世界的直观感受和真实体验。本文先从“文革”时代大背景下分析“文革”给儿童们带来的影响，进而解读郭文斌笔下的儿童与其他作家笔下儿童的共性和特性——求知欲与性意识。 关键词：郭文斌 儿童形象 “文革” 求知欲 “性意识” ★基金项目：2020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西海固作家笔下的人物形象分析”（课题编号：QJCX2020-WS-14） 从西海固走来的郭文斌，曾出版了诗集《我被我的眼睛带坏》，散文集《空信封》、《点灯时分》、《孔子到底离我们有多远》、《守岁》，小说集《大年》、《吉祥如意》、《瑜伽》，长篇小说《农历》等，先后获“冰心散文奖”、“人民文学奖”、“小说选刊奖”、“鲁迅文学奖”，以他淳朴的诗性情感和独特的叙述魅力引起文坛的关注。郭文斌的小说喜爱用儿童的口吻和视角抒发一种审美情怀，他笔下的儿童虽然生活在贫穷的环境里，却聪明活泼、积极乐观。“苦难、贫穷、饥饿从来不曾改变他们内心的纯洁和善念，恰恰相反，他们的心灵常常因为苦难而显得更加美好。” [1]郭文斌小说中儿童形象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一、 “文革”影响下的不幸童年 郭文斌1966年出生在西吉县，那时正是“文革”开始的时候，“文革”经历了十年，这段特殊的时期也正是郭文斌童年成长的经历。所以郭文斌笔下的儿童形象会很自然地投射出作者童年的影子，尽管这记忆是灰暗的而不是明亮的。 郭文斌的小说，经常将“文革”时期特有的政治语言以儿童戏谑、玩乐的口吻随口诉说出来，从那些天真的话语中，我们更能够体会到“文革”对儿童心灵的侵害。如《玉米》中红红、东东在玩过家家游戏时宣誓的“恋爱要走红色路线”；[2]189《学习》中满年、满屯时不时高唱“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2]125的进行曲；还有《我们心中的雪》中杏花在“我”的肚皮上写的“抓革命，促生产，备战备荒为人们，经革命委员会检查：合格”。[2]109“文革”时期是中国特殊的十年，在那个时期到处充斥着“红色”文字，人们小心翼翼，唯恐说错一句话惹来祸患，就连只顾玩耍的孩子们也知道“文革”的“厉害”。我们能从小说里儿童的口中抽出一些例如“革命”、“红色路线”等关键字，这原本应该是政治家的“政治标语”，然而却从儿童不经意的话语和言行举止中流露出来，从中我们能感受到“文革”范围的广阔与影响的深远。不谙世事的儿童尚且如此，何况思想成熟的大人呢？ “文革”也给孩子们带来了难以承受的灾难和不幸。《中秋》中，五月吃梨“是用牙刮，就像娘用刮刀刮土豆皮一样”，[3]64梨最终由梨儿子变成梨孙子，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梨他们也那么珍惜，小心翼翼地对待；《学习》中，满年、满屯因为饥饿难挨去偷玉米，而遭到看守玉米的王大爷的一顿毒打；《玉米》中，红红去偷生产队的玉米，被人强奸，仅仅是因为生产队集体的粮食不能偷盗，即使被强奸也只能忍气吞声。他们“偷玉米”也仅仅是因为挨饿，然而他们“偷”的行为所承受的代价远远超过了儿童的限度。“文革”造成的贫穷与饥饿不仅给每个家庭带来无法忍受的苦难，更给儿童身心带来沉痛的灾难。他们小小年纪，不是在父母怀里撒娇，而是要忍受饥饿，有的甚至会遭受到非人的折磨。“文革”带给他们的是不幸的童年，是惨痛的记忆。 “文革”时期，“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等标志性话语成为某种象征，郭文斌小说中的儿童身上打上了“文革”时代的烙印，他们成为时代简单的传声筒。《我们心中的雪》中写道：“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吧。”[2]110 在那个时代，儿童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教育，反而遭受“文革”的侵害。儿童又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呢，他们本应该是天真活泼的孩子，他们原本应该围绕在父母身边听《丑小鸭》、《狐狸和乌鸦》等童话故事，但从他们嘴里说出“革命”、“阶级”等词语不得不令人心惊。《三年》中，明明听老师说书上讲无产阶级是个要啥有啥的地方，以至于阳阳想要死去的爷爷复活和“女子娃的骚板子”[4]等东西。十年“文革”深深影响了当时的儿童，尽管他们年龄还很小，但却知道共产主义是他们将来的福祉。他们从未想过什么是共产主义以及怎样才能到达共产主义，他们只是从课本中看到，从老师那里听来的，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最幸福的地方，这何其可悲。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写道：“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2]66由此可见，儿童肩负起拯救中华民族的重任。然而，在“文革”时期，那个混乱的年代，儿童哪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