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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文档，助力人生，欢迎关注小编！ 大楼、大师与教授的,inspiration精神 民国时期，梅贻琦先生游学欧洲后回到国内，1931年就任清华大学校长，他在12月4日的就职演说中有一段重要的话，这就是我们熟知的：“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梅校长这“大楼”、“大师”之论使人们从中理解到，作为学者和教育家所持的成熟的、先进的办学理念多么重要。今天，我们看到梅校长的这个办学理念已经被历史验证。我们知道，在梅校长之前，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正因为有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这四位大师，才使国学研究院在不足五年里（1925—1929），培养出七十几位学生，他们个个成才，而且多有出类拔萃之士。他们离开清华后大多活跃在教育、学术、文化领域，为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为教育事业和学术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们深深地影响和引导了中国学术发展，其学术踪迹在一些领域至今犹存。四大导师和他们培养的学生，使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成为清华前期发展中的浓墨重彩，是清华的一个时代的标识和里程碑。何兆武教授很准确地总结过清华国学研究院，他说：“清华国学研究院支撑了文化转型时期我国精神文明与学术的半壁江山。它所培养的学生成为二十世纪上半叶我国人文学科当时无愧的中流砥柱。”王国维，我国国学发展中最有影响的史学家，他在国学研究院讲授有“古史新证”、“说文练习”、“尚书”、“最近二三十年来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等课程，指导学生研究范围是经学、小学、上古史和中国文学等。梁启超既是学者也是政治家，所开课程有“中国文化史”、“儒家哲学”、“历史研究法”等。陈寅恪在国外游学近十年，是我国重要的历史学家，不仅精通古文字学和英、法、德等文，而且通希腊文、蒙文、藏文、梵文和巴利文等，他专攻中西交通史、佛教流传史等，开设“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梵文文法”等，指导学生对古代碑志与外族关系作比较研究，还有摩尼教经典与回纥文译本之比较研究、蒙古满洲之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的比较研究等。赵元任是通晓多种外语和多种汉语方言，并进行实验语言学研究的国内外著名的语言学大师，他开设的课程有“现代语言学”、“方言学”、“音韵学”等。国学研究院这四位导师学识渊博，治学严谨，不仅贯通古今，而且融汇中西，这使他们所开设的课程能够借鉴西方现代科学方法和理念，以自己的独到研究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义，成为学术高峰，把学生引入到前沿和学术高地。清华国学研究院不仅有这杰出的四大导师，时任讲师的李济、助教赵万里、浦江清、梁思永等人也都是年轻的精英，后来他们也都成为有重大学术成就的著名教授，各自学术领域中的学术大师。国学院的毕业生中出现了刘盼遂、高亨、周传儒、谢国桢、刘节、陆侃如、王力、姜亮夫、罗根泽、蒋天枢、徐景贤等这样一些在史学、哲学、语言学、古文字学等诸领域中的大师和杰出学者，其学术影响至今未绝。 清华国学研究院有这样的划时代成就，并不奇怪，更不偶然，从它筹备、诞生之日就已经注定了它绝不是个平庸的学术机构。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先生曾有意延聘胡适来任导师主持国学研究院，但是胡适婉拒了。他说：“非第一流学者，不配做研究院的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是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曹云祥校长本想由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回来的吴宓为研究院院长，但是吴宓坚辞不就，只做研究院的执行秘书。吴宓协助曹云祥校长，研究院聘来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四位导师。特别是为聘任到陈寅恪，吴宓更是“竭尽努力进行推荐”，几番周折。 还有人们熟知的西南联大，也可作为梅贻琦校长“大楼”、“大师”之论的验证。在抗日的民族危亡关头，北大、清华和南开大学三校组成西南联合大学，1937年至1946年在昆明办学，史称西南联大。西南联大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许多佳话，甚至可以成为中国现代教育史中单独研究的篇章。重要的是留下了令人不得不信服的办学经验，深深地验证了办好大学必备的最基本条件：要有优秀的教授。那时的西南联大差不多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教授和学术精英。1946年西南联大复员解散前，由联大《除夕副刊》主编的《联大八年》中，有一个统计：联大共有一百七十九位教授，其中九十七位留美、三十八位留欧陆、十八位留英、三位留日。联大的三位常委，两位留美，一位未留学（但也有考察欧美日本的经历）。五位院长都是留美的博士，廿六位系主任，除中国文学系和两位留学欧陆，二位留英之外，其他皆为留美。我们仅举若干位来领略一下联大的教授阵营；相信阅读稍宽泛一些的人不难知道他们的研究领域或学术专长。他们是鼎鼎大名的闻一多、朱自清、罗常培、魏建功、杨振声、陈寅恪、王力、浦江清、刘文典、唐兰、叶公超、柳无忌、李广田、威廉·燕卜荪（英）、潘家洵、吴宓、钱钟书、刘泽荣、朱光潜、洪谦、冯至、闻家驷、温德（美）、雷海宗、姚从吾、郑天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