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大赋的形成与写作主体的关系.docVIP

精品文档，助力人生，欢迎关注小编！ 论汉大赋的形成与写作主体的关系 摘要：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赋在汉代成为主流文体，一时间蔚为大观、彬彬大盛，这与社会的发展与变迁有关，更与社会变迁而导致的写作主体生存状态、生活现实提供给作家的写作客体以及写作主体驾驭写作载体的才能相关。 关键词：汉赋；作家；生存状态；客体；载体 汉赋是汉代文学的重要形式，在汉代几百年间，产生了很多的赋家，赋在当代兴盛发达，其原因是很复杂的。以前论者多从文学发展渊源与社会关系方面探其缘由，本文拟从作家主体视野出发探求汉赋形成之缘由并兼论其意义。赋是两汉四百年间最流行的文体。汉赋的形成和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自汉高祖初年至武帝初年，文人们继承楚辞的余绪，以“骚体赋”的写作为主；汉武帝初年至东汉中叶，逐渐演变为散体大赋，这是汉赋的主体，也是汉赋最兴盛的时期；东汉中叶以后，散体大赋逐渐衰微，抒情、言志的小赋开始兴起。本文所言之赋，主要指以司马相如、杨雄为代表的汉体大赋。这类作品以华丽的辞藻、繁复的铺排和其“劝百讽一”的篇章结构为其主要特征。 一、作家的生存需要是汉赋形成的内在动力 随着汉代政治文化的天下大一统，春秋战国之士那种用道权对抗君权、制衡君权，文人与君主密切交往以论道论政的政治存在状态一去不复返。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8年）下“推恩诏”削藩以后，汉代文人便失去了精神上的独立原则，于是转而在政治、经济上依附君王。如果说汉初文人尚能以诸子和游说纵横之士的传人自居，以担当大道为己任，尚能保持一种自我崇高的心理，那么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时，帝王不再需要那种以担当大道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他们要的只是在其权杖前三叩九拜的文人臣子。帝王成为王权、道权的拥有者和行使者以及此权力的神圣阐释者了。显然，汉代文人的身份和存在状态已发生了巨大的转折。文人们为了生存的需要，不得不依附君王。因此这一阶段的写作，文人们不再抒写自己的抱负和情怀，不再以文言道来匡正得失，转而用自己的才华为帝王粉饰太平、歌功颂德。他们用铺排摹绘、夸饰文采以渲染贵族君主生活的奢华，又以其富庶繁盛来衬托汉家天子的威严，使他们在尽情享乐中还获得一种“非壮丽无以重威”的内心安适。这就形成了汉赋在思想上以颂扬为宗，在表现手法上以虚构、夸饰、铺排为主以及在语言上多宏辞丽语的特色。汉代的教育是以经学知识作为权威教育内容的，这就使得汉代文人的知识构架与思维方式普遍受到经学话语方式和生存态度的影响。《诗大序》是汉人解释《诗》的权威文本，它认为诗是人的情志栖居之所：“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而人的情志在此主要是指一种群体政治情感态度。而诗的功能是“正得失”，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成了政治道德的工具。这一现象也就决定着汉代文人对赋这种文体的形式构筑与认识标准。所以汉文人在歌功颂德的同时，总不忘其讽谏的功能，于是在泱泱千言的美言之后，总不忘加上一个讽谏的尾巴。又因为君权至高无上，对他进行讽谏要遵循君臣之礼，不能直言君之过失，否则就要遭受难以想象的灭顶之灾。汉代文人既要关心国家安危，民众呼声，但又不触犯统治者，折中的办法就是采取迂回曲折的方式，把作者的政治理想寄于前代或当代君主身上，使被讽谏者与作者所描绘的理想帝王形象暗中形成巨大落差，让他们在利害关系的深思中自知其过而悔之。这又形成了汉赋“劝百讽一”的特色。汉赋作家为了取悦君王，注重文章的文采，语言的华丽、使文学在摆脱政治附庸地位、走向文学自觉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二、大一统的帝国风貌使汉赋作家具有了言说的客体 《史记·平淮书》说“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能食。”政治的巩固、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外贸易文化的交流，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和兴旺，也为君王贵族乃至地主豪商的奢侈生活提供了物质条件。他们或为“重威”，或为夸富斗奇，再加上汉代建筑技术的发展，他们大兴土木，起造宫室苑囿，仅汉四百年间就建宫室园林三百多处。就皇家园林而言，长乐宫和未央宫规模都较大，另外还有上林苑宫，甘泉、建章宫等。据《西京杂记》：“未央宫周围二十二里九十五步五尺，街道周围七十里，台殿四十三，其三十二处在外，其十一在后宫，池十三，山六。池一山一在后宫，门闼凡九十五。”《三辅黄图》说：以木兰为棼橑，文杏为梁柱，金铺玉户，华榱璧珰，……风至，其声玲珑然也。“建筑的进步，设备的富丽，为文人们提供了言说的客体，也体现了”赋体物“的主要特点。汉赋的典型作品，即以游猎、京都、宫苑为题材的大赋就正是以这样的物质生活为其直接的描写对象的。司马相如的代表作《上林赋》是以上林苑为直接的描写对象。天子游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