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兼士与鲁迅交往内幕.docVIP

精品文档，助力人生，欢迎关注小编！ 沈兼士与鲁迅交往内幕 著名汉语言文字学家、文献档案学家、教育学家沈兼士与鲁迅之间的交往可分5个阶段：在日本相交的1年多（1908~1909）；在北京相交的14年（1912~1926）；在厦门同事期间的1个多月（1926.9.4~10.27）；分别后的10年（1926.10~1936.10.19）；鲁迅去世后的11年（1936.10~1947.8）。 在日本期间（1908~1909），两人交往不多。1908年，在东京小川町民报社章太炎的寓所中，鲁迅等人开始听章太炎讲学。沈兼士也拜章太炎为师，向章太炎学习汉语言文字学，他和鲁迅“同在太炎先生门下读书，不过那时除了上课的时候，见面的机会很少，有时候谈文学，也是偶然的事情”。两人是同门师兄弟，有一定的交往，不过交情不是很深，偶尔在一起谈论文学艺术，而且1909年6月，鲁迅就回国了。 在北京的14年（1912~1926），两人交情深厚。在《鲁迅日记》中至少20次提到两人有书信来往。两人还经常互访，1926年7月4日，沈兼士访问鲁迅；8日和28日，鲁迅两次回访沈兼士。他们经常在一起聚餐，如1921年9月1日，马幼渔在宴宾楼请客，沈兼士和他两位哥哥还有鲁迅均在座；1923年4月16日，张凤举在广和居请客，沈兼士兄弟3人和鲁迅均在场；1926年8月8日，马幼渔、沈尹默等人为南下的沈兼士和鲁迅饯行。据沈尹默回忆，五四运动前后，有好几年，每逢元旦，鲁迅和周作人、周建人必定在八道湾宅内设家宴，宴请沈兼士兄弟3人和其他朋友。席上照例有日本过新年必备的食物——粢饼、烤鱼之类，而且从清晨一直边吃边谈到黄昏，作竟日之乐。 在这个时期内，两人还并肩战斗。1925年，在女师大风潮中，沈兼士同鲁迅、马幼渔、钱玄同、沈尹默、李泰盏、周作人等人站在一起，发表了7人签名的《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讨伐教育部部长章士钊和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反击“现代评论派”的胡适之、徐志摩、陈西滢等人，声援女师大同学的正义斗争。后来许广平始终保存这一宣言的铅印件，并在旁附注：“鲁迅拟稿，针对杨荫榆的感言仗义执言，并邀请马裕藻先生转请其他先生连名的宣言。”8月6日，教育总长章士钊下令解散女师大。8月18日北大评议会决议：章士钊为教育界罪人，北大与教育部脱离关系。8月21日，鲁迅、沈兼士等人发表《北大评议员反章士钊宣言》，不承认章为教育总长。11月，章被迫辞职，女师大学生返回学校。由此可见，沈兼士及其他北大评议会成员与教育总长章士钊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 鲁迅是“最痛苦的中国人”。首先，他深刻的目光洞悉了中国民众精神世界的愚昧麻木，而在心里产生浓黑的绝望与悲凉。其次，就是他在现实生活中的痛苦：家道中落，从小尝尽人情冷暖；包办婚姻，葬送他大半生的幸福；体弱多病，终身被多种病痛纠缠；1923年7月后，兄弟失和，成为其毕生无法言说的深深隐痛。他在北京教育部任小吏的14年（1912~1926），尤其痛苦，绝望的他整天喝酒、抽烟、熬夜、摆弄古文物麻醉自己。沈兼士给他的友谊，极大地慰藉了其凄凉的心境，热烈的友谊，给他的生活增加了许多暖色。沈兼士也欣赏鲁迅的道德文章，从鲁迅身上学到许多优点和长处。 在厦门同事期间的1个多月里（1926.9.4~10.27），两人均为厦门大学国学研究所的教授。1926年，由于北洋政府财政濒临破产，北京大学的经费捉襟见肘，拖欠工资的现象十分严重，国学门的研究成果无钱出版，工作难以开展。于是，时任北大国学门主任的沈兼士应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的聘请，于8月10日来到厦门大学筹办国学院。 同年9月4日，鲁迅来到厦门，沈兼士等人到其下榻的中和旅馆，把他接入厦大。在厦大，沈兼士与鲁迅等人经过1个多月的努力，制定了《国学研究院院程》、《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发展计划书》等规章制度与计划，完成了国学研究院系机构的建设及人员的配备。林文庆兼任国学院院长，沈兼士任秘书并主持国学系工作。1926年10月10日，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召开了成立大会，沈兼士发表了讲话，主张国学研究要和地质学、考古学、古生物学相结合起来。 在厦门期间，两人生活上经常来往，工作上互相扶持。据《鲁迅日记》，9月19日、10月18日，沈兼士和鲁迅两次一起到南普陀午餐。10月23日，沈兼士和鲁迅一起写信给朱家骅（中山大学校长），向朱推荐失业在家的许寿裳。10月27日，沈兼士不堪刘树杞的排挤打压，请假北返，特地向鲁迅告别。到了北京后，12月14日，沈兼士写信给鲁迅，向他打听厦门大学的情况，鲁迅告诉他情况不好，自己“仍定于学期末离去”。在厦门期间，沈兼士还从兴趣、爱好上关心鲁迅，据1926年9月9日《鲁迅日记》，沈兼士赠送给鲁迅晋朝印刷的《教宗禁约》，不久又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