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吴雨僧师片断.docVIP

精品文档，助力人生，欢迎关注小编！ 回忆吴雨僧师片断 一 早在抗日战争以前，自己还是在北平（京）师范大学附中作中学生的时候，就知道清华园里有位大名鼎鼎的吴宓先生，是号称“情圣”的。可惜当时自己太小，还无缘亲聆教诲，只有每逢假日和同学骑车去西山游玩的途中，遥遥望园兴叹。 第一次瞻仰先生的风采，是1939年秋入西南联合大学作学生，在昆中南院的一间教室里听先生讲《欧洲文学史》。我不是外文系的学生，听文学史的课纯粹是出于个人兴趣，有似北京观众们所说的“听蹭”。当时这类的自由旁听是校园内的一种风气，据说当年老北大有很多外面来听课的人，并非是正式学生，从远地来到沙滩租一间公寓住了下来，一听就是一年、两年。另一位陕西籍老师张奚若先生的两门课“西方政治思想史”和“现代西方政治思想”，我也是在两年時间里从头到尾旁听下来的。 对吴先生的初次印象，倒不是先生讲授的内容，而是他那发音。他的英文发音实在不怎么好，夹杂着浓重的乡音。吴先生是哈佛大学出身，有名的哈佛标准英语，发音竟然如此，不免有点暗自惊异。只是到了后来才逐渐体会到，一个人的学识和他的发音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吴先生的挚友陈寅恪老师是当代学术界的泰斗，但连他那中文的发音，实在也是远不够标准的。学识好就是外语好，外语好就是口语好，口语好就是发音好。这一流俗的《以言取人》的偏见自昔已然，于今尤烈，却不知误尽了天下多少苍生。其实，吴先生是很重视学生的基本训练的。学生选课，他总是要学生先选语音学，把基础先打好。在课堂上，他也屡次指出我们中文基础不够，—— 我们一代人和吴先生一代人的文化背景不同，吴先生一代人是从旧学发蒙的，所以旧学根底都非常之好;我们一代人所受的已是新式教育，从小是文、史、地、数、理、化、音、体、劳一起上，所以就没有老一辈那种深厚的旧学基础了。先生要我们从文字学入手，并特别推荐吴契宁的《实用文字学》一书，要我们认真阅读。对细微处，吴先生是很认真的。有一次他指责我们说：英国小说家Thack-eray不是Thackery，你们总是把语尾的ray写成ry。又一次，先生摇头感叹地说：林语堂写了一篇小说，名字叫《风声鹤泪》，大家都知道，淝水之战谢玄击破符坚，八公山上“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鹤还会流眼泪（The Tears of the Storks）？每次考试，先生必定有一道题目是要学生默写出自己所能背诵的最长的一篇诗文，并且往往还有一道题目是评论一部文学名著，大都意在强调学生的基本功。 二 1939年秋，同学们请吴先生在昆中北院作过一次公开讲演，先生选的题目是“我的人生观”。这是先生在昆明的几年中少数几次公开讲演之一（另有一或两次是讲《红楼梦》）。先生以非常诚恳的语调把自己的人生观归结为四个字：殉情、殉道。应该说，先生这次所讲的内容在当时的时代气氛下，显得多少有点不合时宜，但是这一点正足以见先生对文化深层意义的追求和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今天回顾起来，这同样是一个民族文化中所不可或缺的东西。十八、九世纪之交，德国面临着政治分裂，经济落后，在异族侵略的铁蹄之下山河破碎，而德国的哲人和才士却执著于去追求那种玄之又玄、脱离现实的诗歌、乐曲和哲学理论。一个社会的优越性不仅仅表现在它的物质生活上，也表现在它的精神生活上。当时的德国民族就在精神生活上大放异彩而表现出令人叹止的优越性。先生的这种精神也贯穿在他常年讲授的课程里。那时候，先生每年都开两门课，一门是欧洲文学史，为必修课;另一门是选修课，课程名称每年不同。1942年我听课的那年，先生开的选修课程是“文学与人生”。先生自己说，课程名称虽变，但思想是一贯的。选修课的内容，也就是广义的“我的人生观”。先生博通今古，学贯中西，讲起课来旁征博引，信手拈来，都成妙谛。但我的印象，主要内容是三个方面：一为先生所服膺的柏拉图哲学（柏拉图对话录的最早中译本，就是在先生指导下进行的），一为先生所热爱的《红楼梦》，一为先生平素喜欢以理论联系实际的方式所阐发的人生哲学的精义。 先生是熟读中国小说的，掌故之熟，一时无两。有一次谈到吴沃尧，先生就顺口解释说，吴沃尧自署“我佛山人”，大家都以为他是“我佛”“山人”，其实他是广东佛山人，故尔自称“我”“佛山人”。当时金岳霖老师亦以博览小说闻名。记得有一次金先生讲演，题目是“小说与哲学”，系应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之邀，由罗常培老师主持。罗先生介绍金先生时说：金先生所读的西洋小说之多，不下于吴先生所读的中国小说。可见两位先生在同侪人心目中的地位。先生还有一次说及，当年在清华作学生时，他曾和汤用彤先生两人合撰过一部小说，书中主人公的籍贯是贵州修文，因为他们觉得修文这两个字非常好。在课堂上谈论《红楼梦》时，先生对书中的全部诗词都能脱口而出，背诵如流，这时候听者也觉得自己仿佛是沉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