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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明亮的忧伤 汪曾祺写于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的三篇小说《羊舍一夕》《王全》《看水》，是有些独特气质的—不同于之前写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复仇》《老鲁》《庙与僧》《鸡鸭名家》《职业》《戴车匠》《异秉》那一批小说，也不同于之后写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受戒》《大淖记事》《故里三陈》这些所谓汪曾祺复出后的“成名作”。 从前 作为沈从文的高足，汪曾祺出手不凡，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开始写作，到四十年代末，已然是文坛新锐。他的“粉丝”小友们常跑到各报刊编辑部去问：汪曾祺的文章登出来了吗？而文坛前辈，除老师沈从文看好他写作的前途外，郑振铎也夸赞过他的小说，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则于一九四九年四月出版了他的小说集《邂逅集》。至此，汪曾祺小说世界的两大板块—高邮和西南联大，已然成型。他的小说，含蓄蕴藉着人道主义的脉脉温情，经由他笔下的工匠、杂役、小商小贩的生活所散布，形成汪式气质—这是作家成熟的标志。所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汪曾祺一把年纪了，却如同文坛新人似的再次“成名”，实在是极“左”思潮，特别的“文革”十年造成的历史断层，隔绝了五四以来新文学传统，才造成了那样的陌生化以及“小说还可以这样写”的惊诧。其实，令他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成名的小说，几乎都是他四十年代旧作的重写、续写和改写，只不过因为五十年代编《说说唱唱》，颇受民间文学以及老舍、赵树理的影响，这时的小说比其四十年代旧作更为明快晓畅，还似乎沾染了一点飘忽忽的传奇色彩。 而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八十年代两次成名之间，汪曾祺个人创作出现过一段空白期—五十年代他没写过一篇小说，散文也寥寥无几。“文革”期间除了参与“样板戏”集体创作，没有个人作品。所以六十年代初《羊舍一夕》《王全》《看水》这三篇小说的出现，很突兀，像昙花一现。 这三篇小说先是在《人民文学》《北京文艺》上发表，后结集为《羊舍的夜晚》，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于一九六三年一月出版。 儿童 写儿童少年，在汪曾祺全部小说中，篇目不少。除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三篇，四十年代有《春天》《复仇》《河上》《驴》《冬天》《职业》，八十年代有《黄油烙饼》《受戒》《晚饭花》《钓人的孩子》《昙花、鹤和鬼火》《虐猫》《小学同学》。其中《职业》一篇，同题写了两遍。八十年代那一版还加了一段曲谱。《职业》篇幅不长，是短篇里的短篇，写一个提篮子沿街叫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孩子，一个早熟的小大人，他不看光景，也不理会那些放学的孩子跟在他叫卖声后面、学一句“捏着鼻子吹洋号”的嬉闹，他规规矩矩、有板有眼地叫卖他的糕饼；忽一日，这小大人放了假，没有提篮，甩着两手走在街上—他走进一条僻巷的时候，看前后没人，忽然喊了一声：“捏着鼻子吹洋号！”一声喊，这平日负担着生活艰辛的小大人就变回了小孩。这小说让人哑然失笑，旋即又生出心酸的柔情。这短短的篇什所捕捉的人性的意外与常情、所表达的深挚的温情以及结构的自然、叙事的轻倩与机巧，使它即便放在中外短篇小说经典之列，也自有其独特的光辉。汪曾祺自己是很喜欢这篇小说的，否则也不会写了两遍。在一九八七年八月三日的一封信中，他写道：“《职业》我自己是很喜欢的，但读者多感觉不到这篇小说里的沉痛。”可见汪曾祺对于轻倩叙事所反衬的主题的沉重，是有意为之的。 有些篇章，虽不是专写儿童，却也有重要的儿童角色，像《庙与僧》中身兼杂役、常挨黄胖和尚打、懵懂而哀伤的小和尚，就令人难忘，以至于再看《受戒》，那个诗情画意里春情萌动的小和尚明海，竟像是可怜兮兮的小和尚做的一场好梦。类似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同题重写的《异秉》这一篇，与四十年代版以“王二”为主角不同，还另有一个与王二平行对照的主角—“陈相公”，药店学徒，比谁都早起，干一切杂役，包括给“先生们”倒尿壶，又老是做错了事，老是挨打。挨了打，当时不敢哭，晚上一个人时才呜呜哭半天，并向远在故乡的母亲说：“妈妈，我又挨打了！妈妈，不要紧的，再挨两年打，我就能养活你老人家了。”这个药店小学徒，也令人难忘。 童年，对于作家来说是异常重要的。有人甚至说，作家一生都在写他的童年。汪曾祺小时是个“惯宝宝”，衣食无忧，因为聪慧明敏而又乖巧，被祖父长辈们看重，也为家中女眷喜欢。继母待他也好—晚年继母过生日，汪曾祺在书信里指示弟妹们要给老人家磕头，由此可见一斑。然而生母早逝，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相处的印象与回忆，这个敏感的孩子心里一定会藏着深深的遗憾与伤感，在家族热闹与亲情围绕中也会突然袭来寂寞孤寒之感吧？这，也会是常情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作为著名作家的汪曾祺“衣锦回乡”时，特地去看望了他幼稚园时的王老师，奉上一首诗，写着：“师恩母爱，岂能忘怀。”八十多岁的老师在他走后哭了好久，说：那时汪曾祺小小年纪好可怜啊，第一天来幼稚园，胳膊上还戴着他妈妈的孝呢！此事汪曾祺写入散文，非常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