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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和我国近代最早的民办图书馆 摘要 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我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出版家和文献学家。他最早使用中文“图书馆”名称并加以实践，创办了我国近代史上第一座民办图书馆，制定了我国第一份具有开创性的图书馆章程，是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创导者和实践者。 关键词 张元济 近代 民办图书馆 19世纪末，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时期，大清王朝徘徊在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时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的张元济等一大批有识之士积极寻求救国救民的途径。张元济认为，“时至今日，培养人才，最为急务”。光绪二十二年（1896），张元济在给汪康年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今之自强之道，自以兴学为先。科举不改，转移难望。吾辈不操尺寸，惟有以身先之，逢人说法，能醒悟一人，即能救一人”，集中反映了维新时期张元济的教育救国思想。 1897年，张元济在北京和陈昭常等好友合力创办了通艺学堂，“国子之教，六艺是职。艺可从政，渊源圣门。故此学堂名曰通艺”。在创办通艺学堂期间，张元济创立了我国近代史上第一座以中文“图书馆”命名的民办图书馆——通艺学堂图书馆，也是向社会开放的公共图书馆。他亲自制定了《图书馆章程》和《阅报处章程》，这也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具有开创性的图书馆方面的管理制度。张元济不仅是我国近现代出版业的奠基者，还是图书馆事业的创导者和实践者。 1 最早使用“图书馆”名称 中文“图书馆”一词由日本传入我国，最初在日本的文献中出现是1877年，而最早在我国文献中出现，很多学者都认为是1894年《教育世界》第62期所刊出的一篇《拟设简便图书馆说》。然而《教育世界》是1901年4月由罗振玉、王国维等创办，至1908年1月停刊，历时7年，共出版166期，何来1894年之说。因此在我国文献中，“图书馆”一词应当是最早出现在1897年张元济制定的《通艺学堂章程》中。《教育世界》第62期发表的《拟设简便图书馆说》（未注明作者名字），则是1903年。 在通艺学堂开办之初，张元济即制定了详细的《通艺学堂章程》（存有抄稿），章程分宗旨、事业、分职、教习、学生、修费、课程、考试、奖励、筹款、用款、议事、附载等13项计61条。其中“事业”项第3条规定“学堂所宜设立以资讲习者：一学堂，二诵堂，三演验所（俟有经费再议举办），四图书馆，五阅报处，六仪器房（俟有经费再议举办），七博物院（俟有经费再议举办），八体操场（俟有经费再议举办），九印书处（俟有经费再议举办）。”这应该是我国近代史上最早出现中文“图书馆”一词的文献记录。 薛福成在1890—1894年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时对图书馆作了考察，他在《出使日记续刻》中介绍欧洲图书馆时用的是“书楼”一词。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称为“书籍馆”。戊戌变法后康有为对西方图书馆的考察使用的是“藏书楼”。张謇1904年在《古越藏书楼记》中用了“公用之图书馆”。梁启超1905年在《新大陆游记》中用了“图书馆”。也有学者说梁启超1896年在《时务报》中首次提到“图书馆”三字，但查无实据。张元济在《通艺学堂章程》中提到的“图书馆”，至少比《教育世界》、张謇、梁启超等早了六至八年。至于宋朝诗人黄庭坚诗中所提到的“图书馆”（还从股肱郡，待诏图书馆），乃天子图书之秘府也。查《四库全书》，有四处出现“图书馆”一词，但都是这一首诗。这只是用词的巧合罢了，绝非 2 最早将“图书馆”名称用于实践 我国近代图书馆按其创办主体来划分，可分为官办、教会办、民办三类。据资料显示，最早的官办图书馆当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京师大学堂藏书楼，1903年改名京师大学堂图书馆。而由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教会图书馆，则以1894年成立的上海圣约翰大学图书馆（时为图书室，并非以“图书馆”作为对外名称，1915年取名罗氏图书馆）为最有名。通艺学堂图书馆是张元济等人于1897年集资自建，属民办，但是呈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备案并批准的。在《为设立通艺学堂呈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附件中提到“于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旨依议”，并于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三日“恭录谕旨，劄行该学堂绅董刑部主事张元济等钦遵可也”。因此，张元济是最早将“图书馆”名称用于实践的人，通艺学堂内的图书馆也成为我国近代最早称为“图书馆”的实体机构。 从《通艺学堂章程》中可以了解，除了演验所、仪器房、博物院、体操场、印书处“俟有经费再议举办”外，学堂、诵堂、图书馆、阅报处均被列为首办之事。张元济还亲自制定了《图书馆章程》和《阅报处章程》。当时图书馆的书籍来源主要是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所译付梓的书籍。在张元济致汪康年等人的信中，多次记录了他托买图书的事迹。当时蓄意变法的光绪皇帝，经常开列书单交由总理衙门办购新书，每次也都由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