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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主体性的范式转换 摘 要：翻译活动的主体性经历了从语言学、文化学再到生态学的范式转换。语言学范式将译者视为作品附庸和从属地位，而文化学范式又易使翻译从文本中心论走向译者中心论。从生态学视角来看，作者、译者和读者皆为翻译活动中平等交流的主体，对主体性的过分贬抑或者极度宣扬都是对翻译生态系统的破坏。生态学范式通过对语言学及文化学范式的超越，最终实现主体间的意义互解与平衡。 关键词：翻译 范式转换 主体性 生态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课题“生态翻译学与翻译主体研究”（项目批准号：20XXSJB750018），江苏省高等教育教改立项研究课题“信息化背景下本科生翻译能力培养研究”（项目批准号：20XXJSJG468）阶段性成果 主体性（subjectivity）是主体在对象性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主观性与能动性，通过有目的地影响和改造客体来为主体服务。译者在整个翻译活动中处于中心地位，是作者和读者思想交流的中介和载体，译者如何发挥其主体性是翻译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翻译主体性深受哲学范式演变的影响，这种范式改变对翻译主体性的构建起什么作用，如何用成熟和理性和眼光看待翻译主体性问题，本文将从翻译研究中语言学范式、文化学范式和生态学范式的转换对翻译主体性问题进行反思和重视。 一、语言学范式：主体性的理性贬抑 翻译活动最早被看做语言转换的工具，因此翻译主体性最早是由语言学范式主导和定义。传统的语言观翻译理论要求译者原封不动地再现原作的真实面貌，把是否忠实于作者原意作为译著的唯一判断标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尽可能排除主观性因素，将作品原原本本地展现给读者。因而在语言学范式下，译者的主体性空间极为有限，甚至毫无主体性可言，译者充其量不过是转换原作语言的“忠实仆人”，于是对原作的循规蹈矩和亦步亦趋便成为译者的工具理性选择。 语言学范式下，译者出于对忠实性的追求而放弃了自身主体性，译者所扮演的角色更像是一个消极被动的传声筒，甚至表现出“机器式”翻译的色彩。这种带有“还原论”认知倾向的翻译原则完全无视译者在翻译中的能动性，译者主体性在这一过程中得不到彰显。任何作品在翻译过程中都需要经过译者充分吸收后才能转化为目的语文化能够接受的文本形式，从这个角度来说，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不可回避更不可抹杀。然而受到语言学范式引导，翻译活动却以复制作者原意为宗旨，任何带有主观性的举措都被视为对规则的违反。译者在语言、风格和意义等层面必须贴近原作，即便在很多时候译者采用某些意译策略，但仍然难以在译作中看到译者的主体性介入。 语言学范式过于强调语言意义的等同性，忽视了语言与文化的关系，陷入了文本中心主义的窠臼。在语言学范式下，对原作的背叛则犹如沉重的十字架需要译者去承负。事实上，所谓译者对原著的“忠诚”与“叛逆”构成了整个翻译活动的基本矛盾，两者的辩证关系和矛盾运动是翻译活动能够不断得到阐发的理论根源。需要看到，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交换，更多是文化的交流，翻译活动本身就是译者对作品的再加工过程，是在自我理解基础上对原作的跨文化阐释。翻译领域的文化转向为译者主体性的彰显提供了转机。 二、文化学范式：主体性的理性高扬 文化学范式及其带来的文化转向使翻译活动跳出了纯粹的语言定势。文化转向是译者主体意识凸显的重要标志，文化转向的本质是重新发现译者的文化生命，宣告了翻译实质是译者与作者间的平等对话，使译者主体性开始从遮蔽走向彰显。这一转向充分挖掘和发扬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译者不再处于“奴仆”状态，而是获得了与作者等量齐观的身份和地位。事实上，一本译作的良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主体意识的发挥，缺少主体性的译作会因为文化因素的缺失而显得刻板呆滞。文化学范式下，译者的主体性得到极大发挥，译者的知识、情感、动机和文化背景等因素得到关注并予以认同。这些因素不再被看做是对翻译活动的“扭曲”，而是翻译活动的正常现象，并且是翻译活动创造性的体现。 文化学范式认为翻译活动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译者也不可能是完全客观独立的个体，任何来自译者身上的文化因素均能对翻译的方式和策略选择造成影响，因此在译作和原文之间不存在绝对的等同关系。任何译者都是以文化的方式存在，不可避免地要打上某种文化的烙印，文化印记对翻译活动的影响既可以是显山露水的，也可以是潜移默化的。文化加载在译者身上的思维、审美和价值取向等因素都会有形或无形地作用于翻译活动。译者不能脱离其所在的语言文化系统，因此译者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主观性印记，而这种主观性印记正是译作区别于原作的标识性特征。在文化学范式中，译者作为两种文化交流的中介，更多地依据其文化身份和读者取向来选择恰当的翻译策略。 然而，译者主体性的过分张扬同样会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