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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官府藏书机制的起兴 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王朝更迭频繁，社会的动荡却并没有阻碍文献学及图书馆学的发展。相反文史学的昌明、玄学的抬头和寺观文化的兴起反而促进了其发展。在魏晋之前，文献学尚处于朦胧状态，图书馆学思想也未曾成熟。官府藏书处在文史不分的状态，官府图书馆机制还未形成。但随着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成立和独立，官府藏书逐渐从政治文化中剥离出来，成为专门机构，由专门人才进行管理，官府藏书的自觉性开始出现，藏书机制日益健全。 关键词：魏晋秘书监官府藏书自觉 中图分类号：G2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XX）23-0112-03 在对魏晋南北朝官府藏书机制的研究中，已出现了李文才先生的《试论两晋时期的国家出版机构》，李德辉先生的《论汉末魏晋秘书监及其与文学的关系》等诸多论文。多从国家制度及官府职能层面进行阐述，本文试图从秘书监和目录学角度论述魏晋时期的官府藏书机制。鉴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图书馆机制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文献学与图书馆学思想的研究，会为后续朝代的相关研究提供价值。 一、秘书监的出现与职能转变 《通典职官八》言：“后汉图书在东观，桓帝延熹二年，始置秘书监一人，掌典图书古今文字，考核同异，属太常，以其掌图书秘记，故曰秘书。”[1]可见秘书监起于东汉桓帝二年（159），职掌禁中秘书。這也是我国最早出现的专职典掌图书秘籍的机构，正相当于今日的图书馆[2]。 最早的秘书监职能非常有限，也仅仅只设立了秘书监一人，掌管东观秘书，而且隶属太常，并不是独立机构。遍观《两汉诏令》《后汉书》《汉官仪》诸书均未见秘书监设立之原因。但从一些蛛丝马迹上，不难推测其原因。 首先，秘书监设立于东汉桓帝延熹二年，掌东观图书。《后汉书·张曹郑列传》载：“章和元年正月，乃召（曹）褒诣嘉德门，令小黄门持班固所上叔孙通《汉仪》十二篇，敕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经，今宜依礼条正，使可施行。于南宫、东观尽心集作。’褒既受命，及次序礼事，依准旧典，杂以《五经》谶记之文，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终始制度，以为百五十篇，写以二尺四寸简。其年十二月奏上。帝以众论难一，故但纳之，不复令有司平奏。”[3]从这些史料可以看出，东观常有修史、整理典籍、教授皇子的作用，因此需要博学鸿儒时常点校文籍，包括蔡邕、马融等人都做过类似的校书郎工作。但都是有其任而无其职。东观藏书并无专人管理[4]。往往是在一段时间，便延请大儒点校图书。 再看《后汉书 孝桓帝纪》：“大将军梁冀谋为乱。八月丁丑，帝御前殿，诏司隶校尉张彪将兵围冀第，收大将军印绶，冀与妻皆自杀。……及中外宗亲数十人。……大司农黄琼为太尉，光禄大夫中山祝恬为司徒，大鸿胪梁国盛允为司空。初置秘书监官。”[3]在延熹二年八月，桓帝诛杀了外戚梁冀，之后便设置了秘书监。可见二者之间是有联系的。又查《资治通鉴汉纪四十六》：“是时，新诛梁冀，天下想望异政，……尚书令陈蕃上疏荐五处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闳、京兆韦著、颍川李昙，帝悉以安车、玄纁备礼徵之，皆不至。”[5]桓帝诛梁冀后却大肆分封宦官，单超、唐衡、徐璜、具瑗等五人因诛杀梁冀有功，在一日之内同被封侯，朝政也随之为其垄断。外戚和宦官的先后弄权，导致朝廷威信骤降。当时代有识之士本是“想望异政”，却得来失望结局。因此当桓帝征召天下名士，所招大儒均不至。而东观图书是东汉秘书精华所在，不可没有大儒整理，促使桓帝在缺少当世名士整理东观图书的情况下，不得不设立官职，派遣专人管理图书以求吸引招纳专人。这使得秘书监因运而生。 这也打破了在东汉之前所存在的史官掌管政府藏书和秘书无专人掌管的官府藏书机制。固然此时的秘书监刚刚设立，职权低微，也不是专门的独立藏书机构，但已经标志着政府藏书机制的转折开始，迈出了官府藏书的自觉之路的第一步。 二、魏晋南北朝秘书监的发展与演变 1.魏晋时期秘书监的发展与演变 魏晋时期的秘书监在沿袭了东汉的秘书监制度外，还有所发展，使秘书监沿着独立、自觉的道路继续完善。这一时期的秘书监经历了几次大的转折期。 首先，曹操魏武为王建安〔二十一年（216）〕至魏武立国（220）期间，是秘书监自成立后的第一次职能转变。这一时期，曹操设秘书令和秘书丞“令其掌尚书奏事”，隶属于中书省。“曹操此举的实质是将中书改造成为机要秘书，以取代尚书的章奏文书之权，从而通过控制中书而达到实际掌控政权的目的。”[6]这一时期的秘书监不再是为了单纯的“掌东观图书”，而是强调了它在限制中书职能上的政治作用，“秘书”一词也有了新的含义。鉴于曹操时代的战乱局面，“掌管秘书”的秘书监实际掌管的是曹操行军执政的诏令公文，掌管图书只是“附带职掌”。“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