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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图书馆学思想及其当代影响 摘要：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著名学者，他的思想、学说及其实践，后人多有至高的评价。梁启超的学术事业是与新民、救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他的图书馆学理论一以贯之地体现了救国和爱国思想；他创建的图书馆学一系列新理论和新思想为中国近代图书馆学理论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启迪着当代图书馆事业的创新与发展。 关键词：梁启超；图书馆学思想；政治与文化；当代影响 中图分类号：K25；G25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030(20XX)04－0108－04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饮冰子，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17岁拜康有为为师，开始接受西方教育。1890年赴京会试，回程途中路经上海，初识西方文明，眼界大开。1895协助康有为发动了著名的“公车上书”，参与和领导了“戊戌变法”运动，成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杰出代表。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感愤于军阀的黑暗统治，离开政界，专注于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曾担任京师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馆长，在图书馆实践和理论研究方面造诣颇深，开启了中国近代图书馆学理论的新领域，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卓越。 一、梁启超图书馆学思想的政治与文化基础 中国图书馆作为文化阵地，是政治发展的产物，从本质上来说，是直接为政治服务的。随着时代的进步，政治觉醒或政治变革可以带动文化的变动；反之，文化觉醒或文化运动也可以给政治带来某些重大的影响。在近代中国，由于内外环境的巨大压力，政治觉醒被提到首位。Ⅲ从政治与文化的角度来审视，作为中国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的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图书馆学术思想的“古今之变”及其发展，无疑起到了“扳道夫”的作用，他的学术事业是与新民、救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他的图书馆理论思想的基础一以贯之地体现出通过宣传西方的科学文化技术来唤起国民，从而实现新民和救国的愿望。 1890年，梁启超拜康有为为师，受康有为的影响，开始探索挽救祖国危亡的变法维新之术。1894年7月，宣传变法维新的第一个刊物《中外纪闻》在京创刊，梁启超是主要撰稿人。8月，维新团体“强学会”成立，梁启超任书记，成为康有为进行维新活动的得力助手。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他东渡日本，先后创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提倡改良，反对革命，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产生极大的影响。辛亥革命后，梁启超回国，先后人阁任司法总长、币制局总裁和财政总长，特别是组织策划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战争”。1916年，反对袁士凯称帝的蔡锷(字松坡)将军病逝，梁启超上书大总统黎元洪《接受快雪堂设立松坡图书馆呈》，请拨北海快雪堂设立图书馆，此议得到批准。1923年松坡图书馆成立，梁启超就不间断地募集资金购置图书，其中有大量的西方图书和宣传变革的书籍。1920年，梁启超从欧洲考察归国就带回图书万册，又通过向友人征集，使藏书总计达到10余万册，大多是较为难得的珍本。此后，北洋政府又调拨了2.4万册藏书充实馆藏，这些图书便构成了松坡图书馆的基本馆藏，且馆藏书籍面向大众，对国人的思想和文化教育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25年5月，中华图书馆协会在北京成立，梁启超在演说中提出了“建设中国图书馆学”和“养成管理图书馆人才”的重要性，在提出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具体任务时强调：编制严密“极利便的目录”，使其不仅适用全国，而且“适用于外国图书馆内中国书之部分”；选择一个适当城市，“建设一个大规模的图书馆”作为全国图书馆学者的研究中心；在模范的图书馆内“附设一图书馆专门学校，除教授现代图书馆学外，尤注重于中国的图书馆学之建设”。1925年梁启超兼任国立京师图书馆馆长和北京图书馆馆长，直到1929年病逝前，还完成了《中国图书大辞典》《簿录之部、官录与史志》和《金石门丛帖类初稿》的撰写。梁启超在他的著作中充分肯定了图书馆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也充分表达了他致力于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思想，即利用书目文献，向国人传播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梁启超说：“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功。”1896年，梁启超在《时务报》第九册上刊载了《西学书目表》出版广告，推荐的这部书目中所列的西书有400种，在利用目录宣传西学的同时，阐明了目录学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梁启超说：“‘书浩如烟海，从何谈起’，不仅初学者‘苦于无门径’，甚至在一些研究者，对于‘某书为良，某书为劣’，往往也难以择抉。”梁启超明确主张目录学研究要创新，较早地提出容纳“西学”书籍的分类体系，为“西学”书籍设置适当而系统的类目。梁启超认为，目录具有传播文化知识、传播思想、唤起民众的社会作用，具有强烈的思想性，并为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在他编撰的目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