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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跨文化阐释到三重证据法 摘 要：自从葛兰言的《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开创了文学与人类学相结合的《诗经》研究方法，后继者无数，使得文学人类学方法研究《诗经》在20世纪《诗经》研究学术史上成果斐然。文学人类学研究《诗经》的方法论经历了从跨文化阐释到三重证据法的演变，笔者在方法论视域内选取葛兰言、闻一多、白川静、叶舒宪四位中外学者的《诗经》研究方法进行分析，透视他们各自进行跨文化阐释的得失以及方法论的演变。在跨文化阐释方面，葛兰言和白川静采用同一文化圈或类似历史时代的原则进行简单类比，闻一多和叶舒宪则采用更大的文化通则进行综合类比。此外，叶舒宪的三重证据法利用多重证据之间互证，对过度阐释问题进行了一定的限定。 关键词：《诗经》研究；跨文化阐释；三重证据法；文学人类学进路 1920年，葛兰言①的博士论文《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开创了文学与人类学相结合的《诗经》研究方法②。此后，在中外学界有胡适、郭沫若、闻一多、孙作云、赵沛霖、孙岩、叶舒宪、王政、白川静（日本）、松本雅明（日本）、赤冢忠（日本）、家井真（日本）等学者以文学与人类学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了《诗经》研究，使得用人类学研究《诗经》的方法在20世纪《诗经》研究学术史上成果斐然。20世纪，随着人类学的不断发展，文学人类学研究《诗经》的方法论也经历了从跨文化阐释到三重证据法的演变。 跨文化阐释方法本是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在《金枝》中创造的，他在研究巫术与宗教时，把世界各地文化习俗进行类比阐释。跨文化阐释作为人类学方法论之一，可以考察时间和空间维度的文化他者，其实质是把不同时间和空间中的相似文化元素进行类比论证。此方法首先被葛兰言用于《诗经》研究。三重证据法则是闻一多、叶舒宪等人对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的继承与创新。20世纪20年代，王国维提出了二重证据法，在经学阐释中把“纸上之材料”（传世文献）和“地下材料”（甲骨文和金文材料）进行互证，此方法论影响深远。其后，茅盾、郭沫若、闻一多等人受此启发，在结合传世文献与甲金文的基础上，加入人类学民俗材料进行跨文化阐释，成为中国文学人类学三重证据法的滥觞。1994年叶舒宪把三重证据法归纳为：“我所谓的‘三重证据法’，指的是在纸上的文献材料和地下挖掘出的考古材料以外，利用跨文化的民族学与民俗学材料作为参照性的旁证，来阐释本土的文学和文化现象的研究方法。”③由此，笔者在此二方法论视域内选取葛兰言、闻一多、白川静、叶舒宪四位中外学者的《诗经》研究方法进行分析，透视他们各自进行跨文化阐释的得失，同时观照三重证据法对《诗经》研究的推进作用。 一 跨文化阐释的简单类比： 从葛兰言到白川静 王晓平指出，接受后继者的批评是开拓者独享的荣耀，在20世纪的国际《诗经》研究史首页上便应当写进这个西方人的名字马歇尔·葛兰言④。葛兰言在《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中采用《诗经》文本与人类学材料互证的方法进行跨文化阐释，开创了《诗经》研究的文学人类学路径。葛兰言的《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除了导论和附录外，主要是两部分：一、《诗经》中的情歌，二、古代的节庆。他通过对《诗经》风部诗歌的文本细读，参照人类学的民俗材料，以人类学的仪式理论研究《诗经》中的情歌，认为《诗经》中的诗歌“‘原本就具有仪式上的价值’，也就是说，这些诗歌原本是在仪式和庆典的场景中被创作和演唱的”⑤。 葛兰言研究《诗经》情歌之后，得出了四项结论：1.歌谣起源于青年男女间的轮流合唱。2.合唱随即兴歌谣的改变而改变，男女青年以之相互挑战或表达爱情。3.赛歌与其他的竞争方式一道出现在大规模的季节节庆场合中。这些节庆包括性的仪礼，被认为是约婚或结婚节庆。4.赛歌在不同村落的男女两性间进行。⑥ 得出这些结论之前，葛兰言在附录中援引了大量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和越南东京地区的赛歌习俗作为类比材料。在采用人类学材料时，葛兰言是以附录的形式进行类比的：附录一是《关于〈行露〉一诗的注释》，葛兰言采用了他1919年在中国看到的地方小戏《小放牛》作为类比材料；附录二是《关于〈蝃蝀〉的注释》，讲虹与中国人的阴阳观念；附录三是《民族学注释》，采用了日本、安南（今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和中国少数民族（藏族、苗族、彝族、傣族、拉祜族等）的民俗和民歌作为材料来阐释《诗经》风部的情歌性质。 在书中，葛兰言提出了研究《诗经·国风》应遵循的 16 条规则。其中一则反映了葛兰言采用人类学材料进行跨文化阐释的基本理念： （10）如果有必要求助于外在依据，那么，与其选择古典文本，还不如求助于那些包含着民俗事实的东西，当然时代越早越好，但在必要时亦可选择现代的，这都是从远东的文明竞技场中借来的它们作为公正思想或宗教思想的结果，遭到歪曲的可能性是最小的。⑦ 葛兰言之所以放弃《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