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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模型构建 内容提要：许多学者都认为文化和经济增长的关联在理论上很强，但由于缺乏对文化确定性的整体信息，使得很难去建构两者间的关系模型。在对经济复杂系统认识的一定层面下，作者提出了非线性、间断理性行为的假设和文化价值取向功能、偏好与选择一致的假设，并运用模糊经济学的相关知识，建构了建立在价值取向基础之上的一个微观个体选择模型，从而为解释文化价值取向条件收敛性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方法。本文把文化视为经济增长的一个解释性变量，但逻辑起点并非以往研究的信任、信仰等，而是文化的价值取向功能。其研究的逻辑络线是：主体价值取向决定了行为的选择，而行为选择推进了团体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的设计，进而与经济绩效发生关联。 关键词：文化价值取向 ；收敛性 ；模糊经济学；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F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XX)04-0117-04 引言 文化作为产生内生行为模式的一个源泉，其演进过程对经济发展或经济绩效的影响，许多经济学家对此问题都有所研究。韦伯（Weber，1930）［1］较早地关注了关于文化和经济绩效的关系，他认为来源于宗教伦理的“资本主义精神”①，作为近代欧洲所独具的价值体系，驱动着人们行为方式的变革，最终推动了经济绩效的提高。但由于文化作为一个宽泛的定义，其组合要素的单位和精细分类程度又很难以有一个统一的界定，对经济影响的真正要素是什么更难以真正去把握。尽管随着计量经济学和博弈论的发展，一些经济学家已用实证的方法去验证文化所包含因子对经济的影响，如信任（Beaugelsdijk，20XX［2］；Zak, Knack,20XX［3］）、经济自由（Dollar,1992［4］;Johnson,Lenartowicz,1998［5］）等，但是因为相关概念定义的不统一和交叉模糊，以及缺少直接变量和经济发展发生关系，使得此研究的视阈有所偏窄。 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文化的价值取向功能反映了非正式制度对于经济主体选择行为的影响。诺思（1990）［6］认为在小型的不发达的市场上，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相互替代。在这些市场上，个人关系和社会关系被用来保证契约实施，防止人们之间相互占便宜。这种关系是由文化的价值取向功能决定的，进而构成了团体的行为模式。Aoki、Dore（1994）［7］在研究日本和西方工业国家企业的区别时，得出了企业不一定采用所属行业中认为最有效的组织方式，而是采用反映该国最基本的组织实践的方式。就我国而言，家庭关系和乡土关系是人际交往中价值判断的重要条件，构成了个人关系的主体。Weidenbaum、Hughes（1996）［8］从海外华人投资地域的选择角度，论证了家庭关系和乡土关系这两种价值取向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 人类社会的某些普适性基本价值（如自由、公正、平等）是置于偏好的优先位置的，支配着对事物的选择，支撑着整个人类社会的人际结合。将个人动机和信仰与价值观和行为规范，进而与作出的选择联系起来的任何过程，以及这些过程的反馈过程都将是路径依赖的（达斯古普特，20XX）［9］。然而这并不断言文化的价值取向就决定着经济绩效的健康良性运作。由于机会成分的存在，使得这些价值观不能普惠市场上所有的潜在参加者，有时还会削弱或打破原有的价值标准。正如Sethi 、 Somanathan（1996）［10］关于机会主义者和合作主义者的博弈模型，如果人口中有足够多的机会主义者，那么未来将有更多的机会主义者。当然，在追求这些基本价值时会出现冲突，但如果着眼于长远，依赖规则而不是任意的特殊干预，冲突是可以被缓和的，甚至还能被转化为互补的②（柯武刚、史漫飞，20XX）［11］。 从模糊经济学角度来看，模糊数学为个体行为选择向群体行为转变提供了一套可操作的工具。模糊经济学始于1975年篷萨尔（Ponsard）的研究，此领域的独创之处在于采用了一组由模糊性或不确定性定义的新概念，运用精确的数学方法展开对经济学的研究。他先后研究了消费者空间偏好（1981）［12］，消费者的多重标准分析（1986）［13］，纳什均衡（1987）［14］，经济选择、经济计算和一般均衡理论（1988）［15］，个体选择的传递性（1990）［16］等问题。此外，Banerjee（1995）［17］通过显示性偏好满足一定的规则条件，研究了模糊集合确定的选择函数是可以看作理性表现的。Shepherd(20XX)［18］讨论了模糊建模和经济关系估计的问题。 笔者将在以上研究和认识的基础上，借用文化功能学派的视角③，从微观经济决策单位的模糊选择机制出发，运用模糊经济学相关研究，探讨文化价值取向功能的条件收敛性对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