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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我所感受以实质和生命” 一 《背着故乡去远行》的代后记《呼唤散文的古典美》，可谓是徐可数十年散文写作的心得：好的散文须有“情”、有“识”、有“学”，再佐之以“才”，庶几可成。就市面所见的徐可两种散文集（另一种是《三更有梦书当枕（之二）》）而言，这无疑也是他本人所坚持的写作旨归。徐可的散文创作大体可以分为三个维度，一是发自内心对传统文化的敬意，创作了诸多意蕴高远的文化散文，同时，以对文化巨擘塑像（包括对启功的权威论述）和对文化地理的开掘（如作为文化之旅的“大地十记”与“山川草木”），丰富了作品的历史内涵、文化品味与审美价值。另外是对故乡的回忆与瞻望，其中不乏对故园、乡情、童年的怀旧，但徐可笔下的追忆不仅属于过去，也属于当下甚至未来，是朝向有利于揭示隐秘的原初真实的生长，是卡尔·雅斯贝尔斯所言的，“我要达到现在的深度，必须掌握历史的传承和学会如何记忆。”此外，还包括一些带有自传性质的佳作，如对亲人的回忆，对浮生点滴的思考与记录，是所谓“情感和心灵的生活”，頗具晚明小品的韵致，明心见性，自觉自解，成为某种“有意味的形式”。 《三更有梦书当枕（之二）》中的文字，部分曾在报章不定期连载，受到了不少读者和学者的关注，因为文字既弥漫着书卷之气，又点染着烟火之气。在这部散文集中，徐可曾或多或少提及文字的来路，比如对阅读孜孜矻矻的热情，自谦是“爱书家”，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特别是明清小品文以及周作人、董桥的作品情有独钟。“秉烛谈”中的文字，以阅读的心路历程为纲，以人生的经验与生活的体验为目，为自己经眼的诸多经典作家作品作“批注”，诸如姜夔、倪云林、周作人、朱湘等等，亦有部分对当代作家的评价，这些构成了一部缩微的阅读史，一份精神的光谱。这些文章或可归于学术小品范畴，然而可以明显看出作家的治学功夫，不仅史料详实，而且文采斐然。黄侃所谓“治学须知二事，一曰治学之法，一曰持论之方。”而作为散文家的徐可将两方面与文学接通，事实上，徐可的很多文章对细节极为关注，有大量对细微之处的研究，以此构成了一个丰富而独特的散文世界。因此，我们再去看徐可的历史文化散文，诸如《司马迁的选择》《郑和的海上和平之旅》《汨罗江畔，屈原与杜甫的相会》等，虽然是从久远的资料中发掘其新鲜元素，但总能信手拈来且不落俗套，予人深思。这是与先哲进行一种文学的对话，并从中寻求某种文化救赎。布罗茨基曾在《少于一》中，赞扬俄罗斯诗歌树立了“一个道德纯洁和坚定的榜样”，尤其是通过保存古典的文学形式，“肩负起了重建一个公共的世界文化并进而重建人类尊严的任务。”徐可的文化散文中除了对文学与学问的热情，还暗怀着对古典、对传统文化的敬畏，以此成为罗兰·巴特所言的“德与美的共同仆役”。 由此我们看到，徐可对启功的研究，一方面出于亦师亦友的情感考虑，另则也是文化大散文的抒写，只是以心目中的文化巨擘为写作对象。与之前的文化散文一以贯之的是，这是为了与“人格的完美主义者”相遇，以此求得某种穿越时空的共鸣，正如布朗肖对于写作的看法，作品只有成为读的人打开并理解了其秘密，作品的空间才展开。这其中既有《站在启功先生墓前》《在启功先生离开的日子里……》《启功先生的文化品格》等，将坚韧、旷达、大爱等精神上的渴慕展示给世人，已成为研究启功先生必不可少的文章，但打动我的不止如此，而是如《想起为启功先生开车》《一枝一叶报春风》《任继愈先生的寂寞》等展现出的真诚的个体，在琐碎的平凡生活中间，在困扰之时，他们依然抱有追求光明、鼓舞和希望的勇气，让我们看到那个过往的时代与社会生活中人的某种“真相”，因此这不仅是赞颂，也是对流逝的岁月与理想的缅怀，是对人之为人的存在探索，因为除去人格中那一层被诠释的因素，展示给读者的是一面镜子，镜中是相识相知的自己。正如《朱湘的洒脱与不洒脱》一文或可当成作家的夫子自道，“朱湘一生中干得最洒脱、最漂亮的，当推他被清华开除那一节——不，准确地说，是他开除了清华……诗人以一种抗争的姿态迫使清华开除了他，并非存心要惊天动地，惊世骇俗，实乃诗人的天性使然。” 徐可所瞩目低回的正是那些遥远而传统的人与物。这其中有的是传统“失传”，故而怀念，有的是目前还在却已“失效”，因此而感到某种孤愤。《喜欢倪云林》乃是因为云林“性好洁”，因为“白眼视俗物，清言屈时英。富贵乌足道，所思垂令名。”更因为时下这样“只傍清水不染尘”的人太少了。这是徐可作为知识分子不媚俗的地方，不平则鸣，为的是改善当下的文化景观，徐可不仅在批判我们究竟失去了什么，而且在得失之间，选取那成也萧何败萧何的因素加以研究，充满涵咏体味之后吁请的良苦用心。如《方言应为作品添彩而不添堵》，以金宇澄的《繁花》为例，详细剖析方言在创作中的得失，款款道来，思释渊静。这些带有某种批评色彩作品，充满了学者的智慧，同时也是内敛的，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