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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情写作的伦理之美 眼前这本《一纸情深》的散文集，书的封面内页上写着：“这是一部真情灼灼的作品”，是写给读者明白晓畅的“情书”，作者“用真情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个真实、朴素、感人的故事”。翻读这部“情”之书，在那些动人的故事背后，我感受到的是流淌的人情之美。 “真”是文学艺术创造活动中的一个基本要求，但并不等同于事实之真，而是艺术之真、情感之真。马克思主义文论认为，艺术真实表现在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上，而不是自然主义的或抽象的真实，强调要“莎士比亚化”。对这一点作者深有体会，她在后记中写道：“‘真实’并不是要每句话、每个时间、地点都绝对地照相投影式的原生态，而是符合情感的真、本质的真，是写作者真情实意的表达”，真实问题的深层内涵是表现层面上的真实、主体内在情意的真实。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意识到散文文体中真实问题的特殊要求，对此，作者有着自己的理解，她说：“这就要求散文作者的真实性。他的真实身份、真实经历、真实情感以及与他相关的真实人物与事件”，也就是说，散文在题材选择上，与其他文体有着不同。材料中的基本信息必须是真实的，不能虚构，不然就应该是小说了。作家三毛曾经谈道，自己可能只适合写散文，因为她不善于把自己的感情藏起来，而去虚构想象出一大篇故事来。可能散文家与小说家在气质上就不太一样吧，当我看到作者写道：“散文是独白的艺术，是作者自述的艺术;当散文侧重抒情时，散文就是作者的独白，当散文侧重叙事时，散文就是作者自述。”[1]我理解，这本散文集是出于作者的本心真情之作。 从人类活动的意义上看，真情并不是纯粹的自我内省的产物，真情的要求是在处理现实关系中具体表现出来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2]，在社会生活中，真情的表现有其必然性的要求，也带上了民族文化心理属性。 对文艺中表现真情的论述在中国文论中是一个影响深远的传统。从《诗大序》的“诗发乎情”，到《文赋》的“诗缘情而绮靡”，《沧浪诗话》的“诗者，吟咏性情者也”，再到近代王耕心的“文心之源，亦存乎学者性情之际而已”，这并非说中国人追求感情化的生活，而是因为“情”被看作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近代学者沈砺指出：“古之作诗者，始于家，继于乡于国于天下，由近以及远，由著以及隐，托物起兴，而达人情之难言，非漫焉而已也。”情感往往是从家庭日常中生发而逐渐弥散至乡国天下，作诗者也是这样由近及远，由身边事项以及日常之物兴发，而曲尽人间世情。 作为一种带有民族特征的心理表现，真情表现最基本的伦理美层次是“诚”之美。《中庸》认为“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诚，即心之所思、行之所为，言之所发，是即是，非即非，无虚伪，无造作。孔子之所以深责乡愿，就是由于乡愿之伪而不“诚”，面上一套，心里一套。而在庄子眼中，“真”与“诚”同样有着内在关联，他说：“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庄子·渔父》）真情是从内在生命中生成，发于内心的情感自然而然地显露于外，内外统一才能真正打动人，这种“真”的思想强调的是自然的情感表现。这些主张借鉴到文艺创作上，就要求文学真诚地表现情感，表现人的内在世界，不加虚饰，不矫揉造作。《易传》有言，“修辞立其诚”，有好的思想情感，才能有好的言辞。言辞之正，来自于内心之正，为人之正。如果违背这个道理，文章就会显得苍白无力，缺乏感染人的力量。 对文学艺术创造中新奇的题材与创造成功与否没有必然的关联，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作家对于题材的赋情力量，就像朱自清先生的《背影》，文字何其朴素，而情感又何其动人！ 在这本散文集中，最打动我的是来自作者家族亲情的故事。从妈妈的“生日的告别”“爸爸的节日”“外公的尊严”到“奶奶的幸福”，再到代际传延的“红枣连心”等等，我们几乎看到了家族轶事串烧。家族长辈或慈爱，或大度，或隐忍，或幽默，那仿佛不经意的人生抒写却蕴含着太多的生命、伦理与社会内涵，每每在作者回望的冲动中，透露出民族文化心理的底蕴。这些故事中，除了姥爷在战争年代，为抗日而差点遭难的经历具有传奇色彩外，其余情节都颇为普通，但这些小故事却耐读耐看，让人深浸其中，为之感慨，因为这里有“诚”。这个“诚”来自于作者对家族的体认，对自己情感之根脉的深深的认同与感激，当然也有处于同一命运之舟带来的内视角。 说到这里，必须提及的是，散文集中的作品仿佛是由两种风格不甚统一的散文构成，一类是对亲人、朋友的深深的回忆、感念，一类是各类英模人物的通讯特写。二者看似关联不大，实则内在的情脉是贯通的。如果说后一类文中我们看到的是作家崇美扬善的大写的自我的话，那么前者则是能撑起后者的潜在的情感之根，它源源不断地提供有关爱、责任、道义、良善等等价值模式，是促发行动的动力系统。《中庸》有“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