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docVIP

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 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德文第一版序言[186] 本书是1846年到1847年那个冬天写成的，那时候，马克思已经彻底明确了自己的新的历史观和经济观的基本点。当时刚刚出版的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7]一书，使他有机会发挥这些基本点，以同这个从那时起就要在法国社会主义者中间居于最重要地位的人的见解对立。自从他们两人在巴黎常常终夜争论经济问题以来，他们的道路是越离越远了；蒲鲁东的著作证明，两人之间现在已经横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置之不理在当时已经不可能了；所以，马克思在他的这一个答复里也就确认了这个不可弥合的裂口。 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总的评价，可以在这篇序言后面的那篇于1865年在柏林“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6、17和18号上发表的文章里[188]看到。这是马克思为该报写的唯一的一篇文章；不久，冯·施韦泽先生把那家报纸引上封建的、政府的轨道的企图暴露了，这迫使我们在几星期后就公开声明不再为该报撰稿。[189] 对于德国，本书恰恰在现在这个时候具有马克思本人从来也料想不到的意义。他怎么能知道，他向蒲鲁东开火，却命中了他当时连姓名都不知道的今日的利禄之徒的神灵洛贝尔图斯呢？ 这里不是群谈马克思同洛贝尔图斯的关系的地方；这件事，我很快就有机会来做的。[190]这里只想指出，洛贝尔图斯指责马克思“剽窃”他、“在自己的‘资本论’中不指明出处大量利用了”[191]他的“认识”[192]一书，这样的指责是因热狂而进行诽谤。这种诽谤只能解释为这位无人赏识的天才十分烦恼，和他对普鲁士以外发生的事情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和经济学文献的惊人的无知。马克思既没有看到这个指责，也没有看到洛贝尔图斯的上述著作；关于洛贝尔图斯，他所知道的，总共只有那三封“社会问题书简”[193]，而且就连这些也决不是在1858年或1859年以前知道的。 洛贝尔图斯更有理由地宣称，在这些信里，他早在蒲鲁东之前就已经发现了“蒲鲁东的构成价值”[194]；当然他在这里是再度错误地自炫为第一个发现者。不管怎样，这样一来他在我们这本书里也一起受到了批判，而这也就使我必须简略地分析一下他的“关于我国国家经济状况的认识”这本“创业的”小书（1842），因为这本小书除了（又是不自觉地）包含着魏特林式的共产主义之外还预先披露了蒲鲁东的见解。 现代社会主义，不论哪一派，只要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出发，几乎没有例外地都同李嘉图的价值理论相衔接。李嘉图在1817年他的“原理”[195]中，一开头就提出两个原理：第一，任何商品的价值仅仅取决于生产这个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第二，全部社会劳动的产品分配于土地所有者（地租）、资本家（利润）和工人（工资）这三个阶级之间。在英国，早在1821年，就已经从这两个原理中做出了社会主义的结论[196]，并且有一部分提得这样尖锐和这样果断，使得那些现在几乎完全被忘记了的、很大一部分靠马克思才再次发现的文献，在“资本论”出版以前，一直是不可超越的东西。这些情况改次再谈吧。所以，如果说洛贝尔图斯自己在1842年从上述原理引出了社会主义的结论，那对于一个德国人来说在当时肯定是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但是，至多只是在德国才算一个新发现。马克思在批判有类似妄想的蒲鲁东时已经证明，这样应用李嘉图的理论是毫不新奇的。 “只要对英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有一点点了解，就不会不知道，这个国家所有的社会主义者在各个不同时候几乎都提倡过平均主义地（即社会主义地）应用李嘉图的理论。我们可以给蒲鲁东先生指出如下一些著作：霍吉斯金的‘政治经济学’（1827年版），威廉·汤普逊的‘为人类谋取最大福社的财富分配原则’（1824年版），托·娄·艾德门茲的‘实践的、精神的和政治的经济学’（1828年版）等等，这一类的著作的名称还可以写上四页。现在我们且来听听一位英国共产主义者布雷先生是怎么说的。这里引用他的出色的著作‘劳动的弊害及其消除方法’（1839年里子版）中最重要的几段话。”[197]单单这里从布雷的著作中引出的几段话，就把洛贝尔图斯要求的优先权取消了很大一部分。 那时候，马克思还从来没有到过不列颠博物馆的阅览室。除了巴黎和布鲁塞尔图书馆的书籍，除了我的书籍和札记以外，他只是在我们于1845年夏天一起到英国作六星期的旅行的时候，浏览了曼彻斯特可以找到的书籍。可见，上述的书籍在四十年代并不像现在这样难找到。如果说，尽管这样，洛贝尔图斯始终不知道有这些书籍，那完全要怪他的普鲁士的地方局限性。他是普鲁士所特有的社会主义的真正的奠基人，而现在也终于被公认为这样的人了。 但是，就在他可爱的普鲁士，洛贝尔图斯也不是一直都很安宁的。1859年，在柏林出版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册”[198]。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