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山区教师到平民作家.docxVIP

从山区教师到平民作家 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青春之所以美好，是因为她多生波折…… 上世纪60年代，我从福建仙游师范学校毕业。因为闽北山区教师奇缺，学校特地举办一场动员报告，号召大家到那个被誉为绿色金库的林业县去任教。激动人心的演讲让大家心潮澎湃。于是，理想与抱负，风土与人情，去向与足迹，成了我们议论的话题。 我响应号召，要到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平时和我很亲近的郑老师听了我的想法，也鼓励我去林区，在艰苦的生活中磨练自己，还勉励我从事文学创作。老师的话扣动了我的心扉，我毅然向学校递交了决心书。 不久，我和其他33个同学，被批准到闽北山区任教。离别母校的前一个夜晚，我到郑老师家话别。在校园一隅那幢熟悉而破旧的书斋里，郑老师郑重地取出那套随身用的《毛泽东选集》赠给我。按照家乡习俗，由师母亲手煮了两个太平蛋给我饯行，还嘱咐我工作后要购置一套新版的《鲁迅全集》。老师的殷切期望犹如一粒种子，深播在我的心田里。 学校政治处主任带着我们前去报到。母亲送我至老家汽车站，我也要继哥哥、姐姐之后，远离母亲去外地工作了，家里就剩下她一人了。从母亲的泪眼里，我读懂那种茫然而欣慰的心境。我既光荣激动，又失落难过。 火车缓缓离开福州站，往北飞驰。沿途看到峭叠的峰峦、湍急的溪流、茂密的林木、狭小的垄田、稀落的村庄。火车轰鸣着穿过了一条又一条窄长的隧道，跑了老半天，仍在八闽的崇山峻岭里钻。我第一回在地理课本以外，感受到了中国的幅员辽阔。 黄昏时分，我们才在一个破落的小站下了火车，转乘一辆空货车，挤挤挨挨、摇摇晃晃地往县城开去…… 县城“大埠岭”几乎没一条像样儿的街道，只有一条“丁”字形的泥砂路，走一来回不过一筒烟工夫。除了三五个商店和几个县直机关单位是水泥砖房外，其他的房屋大都是那种泥地土墙，竹骨杉皮瓦的干打垒，围着栅舍。从县城去乡下需乘森林窄轨小火车，一天仅一趟来回。初来乍到，我甚至听不懂这里的方言。就在这闭塞的小城，我度過了生命中的19个年头，它几乎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苦乐参半的青春 工作第一年，我被分配在县里惟一的完小一县森工子弟小学，第二年又被调到刚组建的县教师进修学校，也算是对我这个师范生的重用。 一切都是崭新的。我曾被县森工局抽调到场区，协助整理森工系统的先进人物事迹。由我采写的上海知青陈光华事迹的通讯报道，居然被《解放日报》刊发，这无疑对我以后的创作道路产生了莫大的影响。在教师进修学校，我负责创办教育刊物，从采访、编撰到刻印、发行，全是自力更生，这成了我学会的另一种教育手艺。我和几个同事分工合作，我以文稿采编为主，大家共同耕耘这块园地。出刊期间，我们常常在灯下忙碌到更深夜半，虽然很辛苦，大家却觉得有说不出的幸福。这段编辑经历使我受益匪浅，让我开始关注教育刊物和教育动态，也提高了自己的教育理论水平。1965年，我的一篇记叙从教粗浅体会的文章，被福建教育》选用。看到自己的名字第一次在省级教育刊物上出现，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 不久，我被调往农村师范学校。数月后，“文革”开始了，学校停办，教师全部集中，到县里参加学习班，进行“斗私批修”、清队整党。我也进入受审查的行列，被下放到宣传队，接受再教育。 我先是被单独安排在乡下，与农民兄弟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生活很清苦，却也十分充实：上垄田，下泥塘;春育秧，夏双抢;开大会，出专栏：办夜校，搞汇演……随后，我又到伐木场工区，在共同的辛勤劳动中，和林业职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贏得了他们的信赖和赞誉。 通过这些考验，我被获准返回教育战线，奉调公社教革会农场任教。这个农场是全社教师劳动与培训的两用基地，挂了一块牌子叫师训班。我的第一批学员20多人，清一色都是刚选上来的民办教师。这里离乡所在地约10里，是重山叠嶂包围中的穷山坳。没自来水，就伐竹当管，从后山引来清泉：没锅灶，就动手自己砌;雇不起炊事员，就自个儿下厨，由学员轮流蒸饭烧菜当家;没有烧的，就到山上，把那些垦荒留下的枯枝老干，连抬带扛捎回家;缺住房、餐厅，就租借农舍谷楼…… 我们有一块菜地，种着多产的芥菜、白菜、白萝卜，这些就成了我们3餐的“生菜”，偶而才能出山一次，买一些海带、咸带鱼作为调剂。最上口的要数刚从山上采来的春笋，又香又嫩，可惜我在下放农村时患了胃溃疡，不敢贪吃这些山里的鲜物。 教师培训没有现成的教材，我便凭借多年对山区教育状况的切身体验，自编教材，自拟教案，自己刻印练习材料，还利用承担教革会教研工作的机会，带领这些上进好学的年轻人跑名校、拜名师，深入一线教学，观摩和领会各种教育教学的基本功。 这段半教半耕的生活，成为特别值得怀念的美好记忆。我的那些学员都先后转正，不少已经成了学校的教育教学骨干。